想起我的老哥哥——邓焰

想起我的老哥哥——邓焰

——忆原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邓焰

花艳君口述  凌凌整理

见到邓焰哥哥的老伴斯尔嫂子。她说，想给邓焰出书以为留念，要我这个老妹子写点什么。我欣然应允，这是当然的，老哥哥邓焰走了几年了，但关于他的很多故事至今还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当然得为他写点什么。

1958年大跃进，我作为太原市晋剧团团长之一，带领剧团赴晋南，再沿黄河到河南作巡回演出。这期间，我初识当时身为晋南地区文化局长、蒲剧院院长、蒲剧团团长之职的邓焰。

临汾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蒲剧的发源地，在当时即有着名冠华北，唱响山西的蒲剧大家王秀兰、闫逢春等“五虎上将”。而我们此次演出，只有我和张美琴等年轻演员，怎敢跟这些名家大腕抗膀子？胆怯和恐惧之心让我忐忑不安。按着梨园行的老规矩，每到一处演出，必拜访当地文化部门和兄弟剧团。当我得知，一身兼任局长、院长和团长之职的人就是前吕梁剧社负责人邓焰时，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草，大着胆子走进了文化局的大门……

我用只有蚊子才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说：“邓局长，到了这儿，我只是个小学生。请您网开一面……”“哈哈哈”不等我说完，邓焰爽朗的笑声就打断了我的话，同时也赶走了我的恐惧：“你太虚心了，放心演出吧。”回去后我和团里的同志们商量，第一场如果演现代戏，恐怕不行。还是上我和张美琴的拿手戏《孔雀东南飞》。演出开场前，我得知，“五虎上将”都来了，邓焰也来了，还有赵义等宣传干事。演员们群情激奋，信心倍增，知道这是局长带着当地名人给我们捧场来了。那晚的演出我至今难忘。因为那可是在我演戏生涯中流泪最多的一场演出。人常说，演员眼最硬，因为常常演悲戏，泪少了。但那晚的演出，我由胆怯至感激而生的泪水，和着剧中人兰芝的悲苦，却流个不停。演出结束，邓焰说：“这个戏本来剧情就感人，你又演得好，是演到家了。观众都跟着哭了。”王秀兰也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都说咱演员心狠，可今晚你的演出连我都忍不住掉泪了。”那个晚上，别说我和张美琴，连观众最痛恨的剧中反面人物焦母都赢得了观众长久的掌声。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演技得到观众的肯定，更是邓焰召集“五虎上将”观演引发了观众对我们的爱戴和尊敬。

第二天的《临汾日报》、《临汾晚报》和《临汾文艺评论报》都对我们的演出做了详细报道，好评如潮。报道还专门提到我们的晋剧须生大王丁果仙，说没有丁果仙，四大梆子走不出娘子关，更不会有我们梆子戏今天的盛况。我跟团里的同志们说，在蒲剧之乡，我们的演出能成功，再往后咱还怕什么？在这儿有邓局长的支持，有媒体的肯定，还有这热烈的掌声，我们是在他乡遇到知音了，再沿黄河而下咱们的演出会更好。果然，这次的演出每到各地，都受到观众的好评，这与打前战时邓局长给我们的鼓励和信心有很大关系。

文革后期，我担任晋剧团副团长，邓焰已调到山西省委宣传部。由于之前有过临汾之行的缘故，更因之后的工作关系，我和邓焰接触的多了。每次排新戏，他都要来看，记得当时我负责新剧《红钻颂》唱腔的把关，他看了彩排后说：“好，唱腔还是姓‘晋’，原汁原味，没有变。”邓说这话是因为当时时代背景下，大唱样板戏，各剧种都多多少少带了些京腔京味，他是坚持要继承传统的，不能看到梆子戏被改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

1984年，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四省会演在山西举行。这是文艺界的盛事。当时，我和程玉英、牛桂英、郭凤英并称山西戏坛上的“三英一君”，我的会演剧目是《三上轿》。当时省里派邓焰和艾治国赴京请来文化部燕云为我们四个发了证书，自此，我们成了人民爱戴的“晋剧表演艺术家”。

这时我和邓焰家住得近了，关系也日渐亲密，两家互相往来，早已超越了领导和下级的生硬关系，是朋友是亲人了。他最爱看我演的《三上轿》和《三娘教子》，有时还要用他那带着晋南口音的腔调哼唱几句。我就依着《教子》剧中的称谓，称邓焰 “老哥哥”。他即返身作揖回道：“三娘啊！”我就取笑他：“唱得真难听。”

2006年，他病了，我几次去看他。他都非常乐观开朗，让人丝毫不觉得他是个病人。有一回，四川的林杰来并，我和牛桂英、鲁克义、郭士星等相约去看他，他还在病床上给我们又说又唱。从医院出来，我们一起吃饭，大家还挺欣慰的，说看起来他的身体应该没事，要不能这样满不在乎说唱聊天。没想到几天后就传来我不愿听到的坏消息，我的老哥哥——他走了。

一晃，老哥哥离开我们三年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那带着晋南音的跑腔走调的《三娘教子》还时不时在我的耳边响起，他病中丝毫不怯病魔勇敢面对的精神，更是鼓舞着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演员至今还奔走在热爱艺术，不抛弃不放弃的人生舞台上。

老哥哥，我说的这些不为过吧？！你，在天堂里还唱《三娘教子》吗？少了我这个愣妹子，该没有人取笑你的晋南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