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清廉故事
发布时间：2022-07-21 18:50:21 浏览次数：3155 文章来源：太原市文化馆（太原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
引言
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的意识、行为起着引领、规范的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倡导与推崇。《古今清廉故事精选》选取了从古至今有代表性的清廉文化故事，重点选编了当代领导干部、共产党人清廉从政、执政为民的典型事例，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古为今用的政治智慧和清廉养分。
本期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是《触龙说赵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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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龙，也叫触聋。战国时赵国大臣。官左师。赵孝成王新立，太后掌权，秦急攻赵。赵求救于齐。齐欲以太后所爱少子长安君为质，太后不肯，他进谏说“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太后为其所动。即谴长安君到齐为质。今本《战国策》误将“龙”“言”合为一字，称为“触誉”（来源：百度网）
齐景公喜欢打猎，王宫的后花园里养着很多鸟，主管鸟的人叫烛邹。
有一次，齐景公走进后花园，发现几只珍贵的鸟不见了。他问烛邹：“鸟呢？”
“不知什么原因飞走了。”烛邹惶恐地说。
齐景公非常恼火，下令将烛邹推出砍头。烛邹苦苦哀求饶命。
站在一旁的国相晏子，于心不忍，他说：“且慢！烛邹有三大罪状，请允许我当面逐条斥责他，然后再杀他。否则太便宜他了。
“可以。”齐景公说。
于是卫士将烛邹又押了回来。晏子指着跪在地上的烛邹说：“烛邹！你有三大罪状，知道吗？”
“我……我不知道。”烛邹结结巴巴地说。
“你为国君主管鸟，却让鸟飞走了，这是第一条罪状。”晏子说，“我们的国君是个仁慈的君主，现在却因为你的过失被迫叫他杀人，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如果这事传出去，给诸侯各国的人听到了，他们一定会批评我们的国君看重鸟而轻视人，这名声多难听，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
接着，晏子侧过身来对景公和卫士说：“我已经斥责完毕，现在可以把他押下去斩首了。”
“慢！”齐景公说，“先生的话我领会了，我听从你的开导，放了他吧。”
苦心拒贿悬活鱼
羊续生于东汉末年。当时的东汉宦官、外戚轮流执政，官场贿赂成风腐败日盛，社会矛盾加剧，天下混乱，民不聊生，著名的黄巾起义便爆发于此时。
东汉中平三年，羊续任庐江太守。他领兵镇压了南阳的越慈叛乱，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后被提拔为南阳太守。南阳有许多权豪之家，生活奢侈，相互礼贿，作为地方长官，羊续非常痛心，下决心要以自己的清俭来抵制浮华的社会风气。
一天，羊续的属下府丞焦俭见羊续生活太清苦，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面对这条“礼鱼”，羊续左右为难：不收吧，对不住焦俭的一片好心；收吧，有违自己为官廉洁的道德规范。但焦俭的盛情难却，无奈之余，只好暂且收下。等焦俭一走，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没过几天，就成了一条枯鱼干，在屋檐下飘来荡去，羊续也不让人取掉。直到有一天、焦俭又笑嘻嘻地拎着更大的一条鲤鱼来拜访羊续。羊续也不说话，只是笑着指了指悬挂着的那条鱼，轻轻地摇了摇头。焦俭看着这条丝毫没有动过的枯鱼干，领悟到了太守的一片苦心，红着脸收起鱼退了出去，从此再也不敢给羊续送东西了。这件事传开之后，府吏们为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以后再不送礼给他了。
“羊续悬鱼”的典故也就流传开来了。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羊续正是恪守了这一从政道德，廉政耿直，为民众所钦服。
杨震清白遗子孙之“清白家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一个人做出评价的最高标准。作为被千古传颂的廉吏杨震在治家方面同样垂范后人。在他当逐郡太守时（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整日布衣素食，以自己的形象感染家人，树立起了清白的家风。杨震的一些亲朋好友，看到杨震廉洁奉公，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从不为后辈子孙计谋前程，都竭力劝说他置办一些产业，留下一点家产给他们。杨震执意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他的一言一行都对子孙产生了深远影响。杨震共有五个儿子，最出类拔萃的是三子杨秉。他少年时代就继承了父亲的学识、气节和品德，博览群书，常隐居授业解惑，至四十多岁才踏上仕途。历任侍御史，豫、荆、徐、究四州刺史，皇帝侍讲，太中大夫，左中郎将、侍中、尚书、太尉等职。
杨秉自律极严，以“三不惑”即不饮酒、不贪财、不近色而闻名于世，人们赞其为人曰“淳白”。最为突出的是他继承了杨震的清廉刚直品格。当刺史官时，计日受棒，余禄决不入私门。他过去的同僚、部下赠给他的钱财有百万之多，全部被回绝。延熹三年（160年）,他因为白马令李云之事仗义执言而被免官归乡。尽管身处逆境之中，仍保持平生清贫廉洁之本色。当时的生活贫困到无米下锅的地步，有地方官拿来百余万钱送杨秉，他闭门坚决不受。贫贱不能移，士穷节乃见。杨秉的鲠骨素志令人肃然起敬。
延熹五年（162年）,宦官专权，吏治败坏，气焰嚣张的宦官们贪污受贿，任人唯亲，腐败之风弥漫朝廷内外，引起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杨秉联合司空周景上奏桓帝，提出不许宦官子弟当官掌权，并彻底清理冒犯及各类劣迹官员的建议，获得桓帝批准。他还检举揭发了贪官、冗官50余人，上奏朝廷，并予以严肃处理，全国为之震动。其忧国忧民、不畏权势、勇于斗争的事例不胜枚举。
杨震的孙子杨赐，继承其清白家风，笃志博闻。建宁初年，经三公一致推荐为刘宏皇帝的讲学老师，历任司空、司徒、太尉。杨赐任官期间，汉灵帝不理朝政，四处游玩闲荡，造成了宦官专权，吏治腐败，朝廷对拜官授爵视同儿戏，国家境况似江河日下。杨赐上书指责朝廷任人唯亲，“有形势者，旬日累迁，守真之徒，历载不转，劳逸无别，善恶同流”，希望皇上能迅速改变现状，复兴朝政正气。敢于为国直言上书的杨赐得到了世人的敬重，皇帝也在策书中称赞他是士林学习的楷模。
杨震曾孙杨彪，少传家学，博闻强记，入仕后官至本尉。他终身不畏强暴，维护国家的政通人和，其忠心义胆可鉴日月。光和年间，宦官头目王甫指使属下窃取国库巨额资产，杨彪得知后即刻予以揭发，并报告司隶校尉阳球。阳球上奏灵帝，获准后，王甫及太尉段颍等人都被送上断头台。这次为民除害之举得到了天下人的交口称赞。
《后汉书·杨震列传》评论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为东京名族”。杨氏一家四代为相，代代“能守家风，为世所贵”。这种忧国忧民、公而忘私、疾恶如仇的为官品格，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极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是应该发扬光大的精华部分。
廉洁之身与国家治理
杨震任太尉时，宦官李常侍想为其兄谋一个官职，但面对廉洁正直、令人望而生畏的杨震，不敢亲自开口，就托时任大鸿肪的皇舅耿宝向杨震推荐，但杨仍不买账。耿宝威胁说：“李常侍是重臣，朝野畏服，推荐其兄是皇上的旨意。”但杨震仍不理睬：“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救。”意思就是“没有朝廷的任命状，我无能为力”。耿宝只好恨恨而去。类似的“钉子”，皇后的兄长阎显也碰过。
延光二年（123年）,汉安帝下诏书为王圣（安帝的乳母）兴建私宅，“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仗”，土木工程十分浩大。杨震见安帝昏庸任性、便上书进行劝谏，说当今朝廷用人净是“海内贪污之人”，他们大肆受贿，搜刮民脂，全国上下怨声载道。朝廷如不改弦更张，仍然如此劳民伤财的话，势必造成“财尽则怨，力尽则叛”的大乱局面。他的清正廉洁之言自然遭到一些人的嫉恨。宦官倭臣樊丰、周广等乘皇帝外出东巡泰山之际，制造假诏书，大兴土木，争相扩建自己豪华的房屋，被杨震察觉。他拿到假诏书，准备皇帝回京时告发。樊丰等人得知后，惊慌不安，于是就谋划陷害杨震，诬告他对皇帝不满，有怨恨之心。昏君安帝也不辨别清浊善恶，下诏收回了杨震太尉印绥，罢免了杨震的官职，遣归乡里。消息传出后，京师为之震动。以前的同僚、部下门生及亲朋好友在城西几阳亭为其送行，群情激奋。杨震慷慨悲愤地对众人说：“人都有一死，我不在乎。但我痛恨的是，对那些狡诈奸猾的贪官污吏却不能加以诛杀清除；我厌恶的是，对祸国乱政的淫邪女人却不能加以禁止杜绝。我死后，要用下等杂木做棺材埋葬，只要裁一块能盖住尸体的布单就行了，不要运回祖宗坟墓，不要祭祀。”一代忠臣，愤不能为国诛除奸臣，怀着满腔忧愤饮鸩而死。一生清贫廉洁、其高风亮节，足以光耀千秋。
杨震去世的同年冬天，安帝驾崩，顺帝即位，处死了罪大恶极的樊丰、周广等奸臣贪官，为杨震申冤昭雪，并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用三公的礼仪把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也算是给这位社稷忠臣的在天之灵一丝安慰。
深夜辞金
公孙弘身行俭约
公孙弘常说：“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这话说得很有见地。公孙弘在左内史任上数年，升为御史大夫。他生活很俭朴，可是汲黯不理解，当着他的面对汉武帝说：“弘位在三公，棒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汉武帝问公孙弘可有此事？他回答说：“有这事，九卿与臣要好的莫过汲黯，可是今天当廷责问我，实在说中我的毛病。以三公高位而盖布被，实在是欺诈欲以钓名。”不过他接着说：“臣下听说管仲为齐相，有三处豪华的宅院，奢侈如同国君，齐桓公称霸诸侯，也偕越了做国君的礼数。晏婴为齐景公相，“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得到很好的治理，晏婴向下和百姓看齐。现在我身为御史大夫，吃穿与一般小吏没有什么差别，确实如同汲黯所说。假若不是汲黯讲，陛下您哪里晓得呢？”汉武帝听后不仅不以为公孙弘是诈，反而以为他很谦让，从而更加以为他贤能。
按照西汉前期的惯例，只有列侯才能当丞相。由于公孙弘德才兼备，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在没有爵位的情况下，于元朔五年（前124年）破例让他荣登丞相的高位，然后封为平津侯。任相后，建客馆，专门开辟丞相府东门以延揽贤人，与他们共同探讨国家大事。
公孙弘任相后，可以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变了，可他节俭的品质却没有变，他平时只吃一个肉菜和糙米饭，剩余的棒禄全部拿出供养他们的朋友和宾客的衣食之用。家中没有剩余财物。因此，士人觉得他贤明。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丞相凡六年，于元狞二年（前121年）病逝，享年80岁。
公孙弘死后120年，汉平帝元始（公元1-5年）中，太皇太后（王元后）还下诏特地褒奖他：“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说他的节俭低于国家制度的规定。
张释之执法不阿
明鉴勤政的陶侃之“勤俭倡廉”
勤俭倡廉
明鉴勤政的陶侃之“搬砖励志”
搬砖励志
图片来源于网络明鉴勤政的陶侃之“王府索盗”
王府索盗
陶侃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悬鱼拒贿的羊续之“布衣牛车来上任 吟赋新官为民曲”
羊续虽然官居太守，却一生“敞衣薄食，车马赢败”，生活十分简朴。初到南阳赴任时，布衣简从，只带了一名书童，坐着牛车，风尘仆仆而来。百姓闻之都觉不可思议，谓为“神话”，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堂堂太守这种行装上任的。当时的南阳，地方豪绅、权贵骄奢淫逸，攀比成风，一府之尊的他却身着布衣、坐着牛车在上任途中到所辖各县巡查民情，确为百姓赞叹。每到一个地方，羊续必定邀上当地百姓促膝谈心，聊话家常，情同一家。就这样，他还未登上官府衙门，就把南阳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官吏们的政绩情况摸得清清楚楚。那些往常为非作歹、激起民愤的贪官污吏十分恐慌，再不敢放肆地盘剥百姓，南阳的政风也很快得到了治理。当地百姓拍手称好，朝廷也对羊续的政绩大加赞誉。
羊续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一代名相房玄龄之“宽容为怀 网罗人才”
房玄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的总设计师之一。房玄龄一生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创下了多少辉煌业绩，然而，他却又是那么默默无闻，他一向为人低调，他用修史的权力，将自己的功劳一概隐去了，留下的仅仅是他的一些侧面。
38岁那年，房玄龄决意出山。他经人推荐，投到了李世民的手下，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仕途生涯。他协助李世民夺取了江山，最后贵为一代名相。
纵观他一生，房玄龄极为人称道的品德之一是宽容为怀，网罗人才。
古人语：大器能容物。作为李世民几十年来最信任的老臣，他的雅量对皇位的巩固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他能容人、善用人、能识人。还是在与隋军作战之时，打了胜仗，其他唐军将士忙着打扫战场，有的争相搜罗金银财宝，有的抢夺年轻女子，房玄龄却到俘虏营里，将各级军官一一登记造册，挨个谈话。当唐军将俘虏押回京都时，他已对这些人的身世、才干了若指掌。李渊要下令杀这些人时，他就将挑选出来的名册交给李世民，让他收罗这些人才。久而久之，李世民因此而拥有了许多可用之才，势力越来越强。
房玄龄又很能推荐人。大名鼎鼎的杜如晦当时一直在秦王府做兵曹参军，不被李世民重视，不久又要将他调至陕西派去做地方官。他立即前去一再劝说李世民将他留下。李世民听从了这一建议，重用了杜如晦。杜如晦后来在李世民的政权里起着极大的作用，人称“房谋杜断”，也就是说，凡重大的事，都是由他俩帮助李世民定夺的。
房玄龄极有雅量，即使反对过他的人，只要真正是人才，只要他们愿意，他就容纳下来并委以重任。李世民杀了兄弟成了太子以后，将东宫的主要谋士魏征关进了大牢。早在隋末群龙逐鹿之时，魏征就表现出超人的才能，李建成对他极为重视，在与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魏征出过不少让李世民头疼的主意，李世民对他恨之入骨，要将他拉出去斩了，正是房玄龄夺过卫士腰刀，力主刀下留人。魏征后被封为谏议大夫。他为人耿直，伺主忠心耿耿，敢于直言，出过许多好的点子，也纠正过不少李世民错误的做法，甚至于一些连房玄龄不敢说的话，他都敢说。在巩固政权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至他死后，李世民竟放声大哭。
正是因为房玄龄坚持任人唯贤、不避仇过、才行兼顾、行重于才、扬长避短、明赏慎罚、用人不疑、严惩告计等原则，在唐太宗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人才，成了兴国安邦的重要组织保证。
诏重撰《晋书》。
一代名相房玄龄之“发展经济 安定民心”
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最重要的是要发展经济。
烽烟散去之后，李世民时代到来了，如何安邦治国成了头等大事。做皇帝夺江山不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更不容易。房玄龄清楚地知道，国家的局势还不容乐观，隋末以来十多年的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有的地区，千里萧条，人烟断绝，鸡犬不宁，粮价暴涨，老百姓四处流浪，如果长此以往，恐怕人心不稳。
还不仅如此，当时天下很不太平，内乱外敌此起彼伏，边境战事不断。为此，房玄龄手书“惧畏恐忧”四个大字，送与太宗，悬挂在显德殿上，太宗大为称赞：“你这四个字，正巧是我心头的事。”
于是房玄龄努力地开始寻求解决的办法。他组织朝内大臣进行讨论，首先在大臣中树立以农为本的思想。接着他又带着一批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的工作十分深入，农民们常常看到一群穿着朴素的人在田间走，还以为是县官出来视察，却不知是宰相亲自出巡。
这种深入的工作作风使他获益极大。一天，他看到库中有很多兵器闲放着，他就建议皇上将其中一部分改用作农家工具，以解决农具不足之虞。他又发现劳动力严重不够，于是提出多项举措：招徕和赎回汉人；劝说男女及时婚嫁；提倡再婚再嫁；鼓励生育；取消家奴，解放劳动力；提倡僧尼还俗等。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大胆改革，一时间竟然有10余万人走出寺院。另外，又出台了暂免死刑、释放罪犯、让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向着地广人稀处迁移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起着积极作用，即使是在现在，也很有积极意义。
接着，他又说服唐太宗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为了推进这一工作，他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甚至要求皇室以身作则，建议太宗把皇家园林芳华苑等地放弃，赐给当地穷人耕作。太宗果然依他所言，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贞观二年夏天，京城大旱，煌虫四起，田里庄稼全被吃光，房玄龄跟着皇上视察，痛心疾首。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发布了几十道皇帝诏书，《水部式》、《租庸调法》、《缓力役诏》等，其中还有一些比较灵活变通的款项。所有这一切都是旨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发展生产力。
他的努力很有成效，贞观二年末，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基本上都做到了“食无忧，居有所”。除了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州县都比较安定了。
一代名相房玄龄之“严于律己 见荣誉就让”
“为官惧盈满，做事尽所能”，这是房玄龄给自己写的一张条幅，并终生以此自勉。
房玄龄作为宰相总理国政，日夜操劳，日理万机。但事无巨细，他总是尽心尽力，对自己要求很严，不容许有一点事情处理不当。
他为人毫无忌妒之心，听说了人家的优点，就像自己出了成绩一样兴高采烈。他擅长用各种方法手段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况，而一切又显得那么温文尔雅。他审议决定法律，务求宽缓公平。他从来不以自己的长处去要求别人，选取人才不求全责备，即使是地位卑微的人，他也能根据其能力加以任用。
他宽厚待人却严于律己，如果因了什么事受到皇上责备，不管对错，他绝不辩解，总是叩头谢罪，先检讨自己的不足。
他对荣誉则能让便让。627年春天，唐太宗封房玄龄为魏国公，并拜为太子少师，掌教诲养训诫太子，赐绢5千匹。这是许多人梦想得到的位置，但房玄龄觉得自己身上的荣誉太多了，坚辞不受，最后仅以尚书左仆射的身份代理太子詹事，并兼礼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一年，太宗改封他为梁国公，又要请他担当魏王李泰的老师，对太宗的好意他深为感激，但他不想让自己头上有更多光环，又多次上书谢辞，力荐他人担任。
作为宰相，李世民的许多文件都出自他的手，大到治国方略，小到人事任免。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为了维护太宗的尊严和一元化领导，他悄悄地将自己许多珍贵的手稿烧毁，只留下皇帝的手迹。他说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存在，哪怕是一点儿也不行。这一方面说明他是个角色意识很强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自律意识很强。正是在他的带动下，贞观后期，这种做法在大臣中渐成惯例。史是由他主编的，他却总是力求抹去自己的痕迹，将自己做的许多事都记在了皇上头上，弄得李世民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史册上关于房玄龄的记载如此之少的原因。
在生活作风上，房玄龄更是严于律己。当时的人，娶个三妻四妾是寻常事，然而房玄龄贵为一国之相，却始终只有一位结发之妻卢绛儿，还是个独眼。但他们恩爱异常，白头到老，从未听说他有过花哨之事，倒是皇帝老儿曾执意要赐给他一位美女，被拒绝。
他教子有方。怕子女们因父辈位高，生骄奢淫逸之心、以势压人，他悉心收集古今家训，亲自写在屏风上，让每个孩子各保存一幅。女儿奉珠嫁给了韩王为妻，他主张婚事一切从简，并反复告诫女儿：以后你做了王妃，别忘了恪守妇道，相夫要讲究方法，教子要以身作则。奉珠随丈夫到远方赴任，他虽牵挂在心，但硬是不去送行，怕过于招摇。奉珠后来不负他所望，以德服人，深受众人爱戴。
伴君如伴虎，虽然房玄龄事事小心，还是免不了被小人进谗。太宗一度极不信任他，将他罢课归第。还是魏征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将告恶状的小人免职回家，太宗才召回了房玄龄。尽管受此委曲，他心里毫无芥蒂，依旧忠心耿耿，直至年逾古稀。
一代名相房玄龄之“谦虚谨慎 巧阻奢侈”
自贞观元年起，房玄龄迁为中书令，后又拜为尚书省左仆射，从此成为首席宰相。太宗封他为梁国公，还将女儿高阳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同时韩王又娶了房玄龄的宝贝女儿为妃，房玄龄因此成了皇亲国戚，可谓权高一时，言重如山。然而，房玄龄依然故我。50岁的房玄龄瘦长个儿，待人接物和颜悦色，衣食住行简单朴素，从不随心所欲，从不随意议论是非曲直。他虽然大权在握，说起话来却总是细声慢气，即使是胸有成竹，也用商量的口气，从不趾高气扬。
性格即命运，性格不是装出来的，命运也不是刻意追求的，恰好是这么一个房玄龄，恰好是那么一个时代，他的种种个性得到了最好的张扬，他成功了。身为“总理”，他协助君主治理了许多疑难问题，协调好各大臣之间、君臣之间、衙署之间的各种关系。他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深得皇帝信任，但是遇到重要问题，即使是对李世民，他也很能坚守原则。
别看李世民口头经常挂着俭朴两字，反对奢侈腐化，然而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在一片颂扬之声中也渐生骄奢之心。从贞观元年起，他就想仿效其他君王，造一座自己的宫殿，砖瓦木材全都准备好了，因为众臣谏阻，这才半途停止。到了贞观三年，有人拍马奉承，劝说陛下住的房子又低又潮，何不建一座阁楼住？房玄龄与魏征极力劝阻，说眼下民不聊生，皇官里大兴土木，有损皇上威信。李世民才勉强作罢。过不多久，又有好事者进奏，说天下太平，请李世民往泰山封禅。封禅是封建王朝的一项大典。封，即必须在泰山极顶设坛祭天；禅，即在泰山附近小山上祭地，实际上是以这种形式来为天子歌功颂德。此事耗资巨大，房玄龄接到奏章，就替太宗拟好持否定态度的诏书，然后将奏章与诏书一并交上。太宗看了，虽有些许不快，但只得怏怏表示同意。
管天下钱粮的刘晏
刘晏生于唐开元二年，正值唐明皇鼎盛时期。“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长安、洛阳地区的国家粮仓堆积如山，历史上被称为“开元之治”，与贞观盛世相媲美。刘晏生在大唐极盛时期，非常之幸运，唐明皇开科取士，恢复唐太宗开设的神童科，刘晏9岁那年（723年）录取神童科，被唐明皇御封为神童，留在身边担任秘书正字。
为人要正，这是刘晏从小就立下的志向和做人原则。他长大后，官居要位，也正直为人、正直说话、正直做事。
唐明皇曾问他：“你担任朕的秘书正字，正了几个字？”九岁的刘晏对杨贵妃一家结党营私有所不满，便毫不思索用清脆的童音回答：字我都正了，只有‘朋’（朋友）字还没有正（意思是现在人交朋友不正）。”安史之乱使唐皇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在这“正”与“邪”较量之间，刘晏始终人正不怕影子斜，站在正义一方，不遗余力地维护唐皇朝的政权，为黎民百姓说话。刘晏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向明皇直言，兵回西北，北上灵武，明皇不听，执意去四川避难。太子听取了刘晏的建议，带兵与明皇分道扬镰，北上灵武称帝，他就是肃宗皇帝李亨。从此，刘晏随肃宗皇帝七八年，直到平定安史之乱，为肃宗皇帝理财，调拨军粮、饷银。有些将军、地方官吏常常向朝廷瞒报人数，有的多报多要，有的则多要少报，刘晏对数字有惊人记忆，对各省财政了如指掌，娴熟得能倒背如流，让官吏们目瞪口呆，时常被刘晏一连串数字问得哑口无言，不但未能多拿去银子和粮食，有的反而丢了乌纱帽，抄没家产充作军饷。将军们对刘晏又敬又怕，伺机报复。有一次，将军们发现一个秘密，每次肃宗皇帝更换城池时，刘晏有两只大箱子贴着封条，不许任何人开启，将军们怀疑箱内有脏银秽物，便密奏肃宗皇帝。肃宗开始不信，说的人多了，也起了疑心。一天，肃宗突然到刘晏家，正巧遇到吃中饭，刘晏全家在喝番薯稀饭，啃窝窝头。肃宗十分感动，一个统管钱粮的六部大臣在喝番薯稀饭，啃窝窝头，不可思议。肃宗安慰奖励了他几句，本想不问箱子的事，刘晏主动说：“皇上此来臣家是想看看箱子里装的是何物吗？”
这么一说，肃宗不看也不行，他点点头说：“朕不信你有什么宝物。”
刘晏很肯定地说：“有，价值连城。”
肃宗一怔，疑惑地望着刘晏。两个家丁把两只漆黑大箱子抬出来，刘晏亲自揭开封条，打开箱子，整整两箱子账册，记录着所有刘晏经手过的赈灾救济、发行钱粮票据存根存单和各省、府、县向国库上缴的账本抄本、军队饷银等记录。
刘晏笑笑说：“皇上，我怕时日久了，记不住，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是我自己做的记录，便于核查。”
肃宗连连摇手又连连点头：“刘爱卿，朕知道了，朕感谢你的忠心，勤勉办事。”
刘晏啃窝窝头、喝番薯稀饭不是装出来的。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前方在浴血奋战，钱粮、军饷十分吃紧，他作为管理钱粮的大臣，必须为前方将士做出榜样，不少将士因军粮匮乏能吃到窝窝头、番薯稀饭已经是“奢望”了，他要他的家人节省每一颗粮食去支援前方将士平定安史之乱。有的将军因嫌军粮太少，怒气冲冲冲进他的家，满以为他全家在吃山珍海味，却见他全家在啃窝窝头、喝番薯稀饭，含泪退出门去。这又在前方军营中传为佳话，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与安禄山叛军作战。
安史之乱彻底平定后，肃宗皇帝升任刘晏为宰相，他之所以让这个相貌丑陋的刘晏担任宰相、主持朝纲，因为刘晏敢于直言，为官清廉，忠心耿耿办事。特别是对张皇后干预朝政他从不让步，而严厉斥责。代宗皇帝接位，仍旧命刘晏为宰相。后因太监李辅国专权，代宗皇帝出于无奈，罢了刘晏相位，降刘晏为吏部尚书，继续分管天下钱粮，为朝廷理财。
代宗皇帝在位10多年，刘晏管了10多年钱粮，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特别在唐大历八年关中连年水、旱灾不断，刘晏从东都洛阳和河南、江淮一带为关中送去40万斗钱粮，缓解了关中灾情，稳定了社会，巩固了皇权。当刘晏从关中赈灾回京，代宗皇帝派卫士乐队到东渭桥迎接刘晏，夸赞刘晏是汉朝酂侯萧何。刘晏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这些赞誉之词有点过分，他只是为朝廷出了一点力，不值得夸赞，作为统管天下钱粮的官吏，应该时时处处想到黎民百姓，这是他当大臣的应做的职责。
代宗皇帝驾崩，新皇帝德宗继位，改国号为建中元年，到7月，刘晏突然被投入大牢，而且被定为重罪犯，戴上手铐脚镣。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何罪之有？事实是新任宰相杨炎推行新政，拿65岁的刘晏开刀，刘晏先被他贬为忠州刺史，后下狱，后被杨炎秘密杀害。他的家人被流放到岭南去了，他的家产也都被查抄了。让德宗皇帝所想不到的是，刘晏不仅没有万贯家产，甚至连一件像样器皿都没有，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五只大樟木箱，里面装的是刘晏分管天下钱粮的账册记录。搜遍屋里房外，没有搜出金银珠宝，只有数斗米麦和两车杂书，这是一个吏部大臣的全部家当。
刘晏管天下钱粮，竟能如此廉洁！德宗皇帝落泪了，可人死不能复生，他深深反悔，知道自己错杀了好人！德宗皇帝静下心来反思，有点怨恨杨炎，陷害忠良！不久，德宗皇帝下诏，撤去杨炎的相位。这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人者，终于害了己！
刘晏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刘晏（714年-780年）,字士安、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县）人。肃宗年间，累官至尚书左仆射（宰相）。一生两袖清风、刚正不阿。德宗建中元年，官居吏部尚书，后贬为忠州刺史，遭杨炎诬陷被杀。
海纳百川的王旦
王旦在宋太宗时就担任了知制谐（替皇帝起草文件的官职）。宋真宗即位后，王旦晋升为翰林学士，这是一个更高级别的接近朝廷机密核心的官位，而且他还兼着知审官，负责官员的考核调用。咸平四年，王旦又被提升为参政知事，位列执政大臣之列。景德二年，寇准罢相，宋真宗任命王旦为宰相。
王旦为人谦和谨慎，待人宽，责己严，人有小错，每替解脱。1008年10月，宋真宗往泰山封禅，一路上仪杖森森、旌旗如云。正在浩浩荡荡行进中，突然有人在真宗驾前横穿道路，王旦命将此人逮捕，押回京城。皇上问：“如此胡来，怎不斩首？”王旦说：“此人只是喝醉了酒，并非故意，如果处斩，民心不服，且恐有碍庆典。”后来封禅结束实行大赦，王旦就通知开封府释放了这个人。
宋代宰相的办事机构称为政事堂（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有一次，政事堂把办理政务的文件送交枢密院，具体操作的官员粗心大意，使发出的文件不符合当时公文的格式。这事被负责枢密院的寇准知道后，他也不通知王旦，直接向皇上作了报告。古时文牍注重形式，这件违规的事非同小可，宋真宗立即召王旦面斥其过，并使其部下受到了处罚。王旦只好谢罪认错。不久，枢密院也有文件送达政事堂，事有凑巧，这些文件也不符合公文的格式。政事堂一名官员拿着公文高兴地给王旦看，脸上洋溢着一报还一报的喜悦。不料王旦命下属官员不许张扬，并对此事做了低调处理，他把公文退还枢密院，要他们更正后再传过来。此举令寇准十分内疚，他坦诚地对王旦说：老同仁，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气量呀？”王旦笑而不答。王旦的心胸就像是一座浩瀚的湖，幽雅宁静，一片淡泊。
王旦宽以待人，但在原则性问题上，他却自有主见，尤其是对于官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他是寸步不让。有一个叫边肃的人，出身是与王旦同年的进士，因为犯了贪污罪，贬官后长期得不到提升。大臣向敏中为他向王旦说情，请王旦念在同年的分上，给边肃安排个好职位。王旦义正词严地说：“过去朝廷重用过他，是他自己不珍惜机会，我怎能再起用他？”
封建社会选拔官员，宰相的意见往往能左右决策，王旦以其忠正的品格，运用手中的权力以正压邪，把跑官说情的人一个个拒之门外。有一次选拔知制诰的官员，谏议大夫张师德两次到王旦家访问，都被拒见。张师德以为是别人在王旦那里说了他的坏话，便请向敏中到王旦那里说情。王旦听了叹息道：“真可惜，这个张师德。”向敏中问是怎么回事，王旦说：“我多次在皇上面前说起张师德有士人的操行，没料到他为求官两次来到我家。他是状元出身，本来这次是想提升他，现在他四处奔走谋求，我看还是再缓一缓，暂且收敛一下他急功近利的念头，洗一洗他鄙薄的流俗之见。”
朝中政要带头，吏风为之一新。对于跑官说情，当时不仅一般官员没门，就是像寇准那样的元老大臣，也在王旦那里吃了闭门羹。寇准被罢相后，派人私下向王旦谋求官职，王旦惊讶地说：“官位怎么能讨要呢？我不能私下接受这种请求！”寇准听了很泄气。不久，宋真宗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地位相当于宰相）,寇准拜见皇上时说：“还是陛下了解我，使我能担任这一职务。”宋真宗笑着说：“任命你为使相是王旦力荐的呀！”寇准听了大惭，自愧不如王旦。王旦虽然表面上拒绝了寇准求官，但他认为寇准忠诚刚直，出于公心，他还是在皇上面前竭力推举了寇准。王旦将要退休的时候，宋真宗想让王钦若做宰相，王旦坚决反对，他认为王钦若虽然有才学、多智谋，但心胸狭窄，工于心计，不是总揽全局之才。直到王旦去世（1017年）之后，王钦若才开始被重用，他抱怨说：“由于王大人的阻拦，我晚了几年才当宰相。”然而王钦若一点不争气，由于与同僚相王相处不好，他很快于1019年被宋真宗罢免，重新起用寇准为宰相。
王旦在用人方面不遗余力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但对自己家族的人却从不利用职权谋取官位。有一次宋真宗对王旦说：“爱卿的弟弟王旭在开封府下任知县，以廉洁、干练闻名，应当委以重任。”王旦听了回答：“臣做宰相，安排弟弟担任要职，恐怕不大妥当。”皇上说：“那也不能因为你做宰相，就埋没了你弟弟才能，举贤不避亲嘛！”后来还是由宋真宗出面直接提拔了王旭。
王旦伴君11年，是宋真宗在位期间任期最长的宰相，对宋真宗治理好国家起了关键的作用。王旦在世时，宋真宗曾多次要为王旦翻修宅第，王旦一再推辞，始终住在旧房子里。他每遇皇上派人送来赏赐的物品，总是叹气说“民生膏血，我哪里受用得了这么多。”他临终前请杨亿写遗表，嘱咐不能有为亲属求官的话，并希望皇上选用贤德的大臣。他还告诫子女要勤俭朴素，不准在他死后把金银器物放到他棺椁里。遗表呈给皇上后，宋真宗亲自上门，赐给王旦5000两白银，王旦上书谢绝，他说：“收藏太多会增加恐惧，我看到就想分给别人，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从这里可以看到，王旦在临终前也有一种负罪的心情，因为他在世时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如对于劳民伤财的泰山封禅，他没有阻止皇上进行；后来耗巨资建造玉清昭应宫，他也没有面谏得失，以致每天当他捧着“天书”前往时，总是郁郁不乐。这些事给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王旦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旦（957年-1017年）,字子明，大名府莘县人，宋真宗时任执政大臣，理政18年，是宋真宗在位时最重要的一名宰相。王旦为人正直、大度，对选拔官员很具眼光，为朝廷培养了一批治国忠良。他待人宽厚，但不绚私情；勇于承担责任，而眼中正邪分明。1017年，王旦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享年61岁。
铁面无私的包拯之“直逆龙鳞弹皇亲”
包拯是北宋的大臣，但时隔千载仍然廉名长驻人间，人们依然满怀肃然起敬的心情呼他为“包公”、“包青天”，甚至奉若神明。这固然有文学作品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但人们能够真正熟记他的名字和事迹，恐怕还是与他的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为人“性刚直”、“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这种秉性就决定了包拯敢于直谏，甚至不屑冒犯“龙鳞”。
北宋时，不仅卖官之风盛行，而且当时有些奸吏还会通过后妃关系加官晋爵抑或减轻罪状，因而朝廷对官吏封官的大小或者量刑的轻重，往往取决于和后妃的关系好坏。身为谏官的包拯，对这种内外勾结、贻误朝政的不法行为深恶痛绝，他多次上奏仁宗，在奏折中直指这一流弊“妨公害政，无甚于此”，明确要求皇帝“降旨止绝”。
在包拯看来，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所以铁面无私的他，不仅敢于弹幼皇帝的后妃，亦敢于多次指责权位显赫的国戚。
张尧佐是仁宗的叔岳父，即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此人既无德又无才，却单凭裙带关系身居要职。他担任主管财税的官员后，百姓负担的苛捐杂税日见沉重，但国库反而枯竭，这显然是张尧佐之过。然而，仁宗偏要再次擢升张尧佐，皇祐二年（1050年）,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掌管全国的财政大权，一时朝野震惊，舆论大哗。包拯闻之，立即上书弹劾：“三司使是国家财政要职，而张尧佐系平庸之辈，实难胜此重任。更何况他是以外戚受宠而跻身显位，这样会在朝廷埋下外戚篡权的祸根。”请求立即罢免张尧佐。
皇帝自知理亏，于是虚晃一枪，罢免了张的三司使之职，但又在当天改授他为宣徽南院史、淮康节度使、景灵宫牧、郡牧制置使四职。张尧佐身兼四职，位高权更大，朝臣自然更加不满，于是包拯再次面谏仁宗，但仁宗再也不肯让步。忿激之下，包拯竟越阶趋前，怒责皇帝此举是“失道败德”，因为词烈语激，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仁宗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史等两职，同时规定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务、干预朝政。此事在《宋人轶事汇编》一书中亦有记载，说仁宗当日临朝前，张贵妃曾抚摸着他的背心反复叮咛：“你可千万别忘了宣徽史的事。”张贵妃得知仁宗退朝返宫，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去打听消息，连声追问结果。仁宗正在气头上，便边用绢帕抹脸上的唾沫星子，边没好气地高声斥道：“宣徽史宣徽史，你就只知道宣徽史，你可晓得这包拯还是御史呢！”
然而皇帝常常出尔反尔，心口不一。一年后，仁宗又授予张尧佐为宣徽南院史。这下包拯真的怒不可遏了，他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责皇帝的偏执之过，力主将张尧佐降职守河阳，不得在京师供职，尤其不得任使相。仁宗拗不过包拯，又见众心难违，只好下诏，内称：立此存照，今后若再提升张尧佐，即按包拯此次奏折的主张予以处置。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包拯三弹张尧佐”。铁面无私的“包黑子”作为正义的代表，其“举劾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包拯的执法如山，还充分体现在一追到底、除恶务尽上，很有点“追穷寇”的风采。
仁宗庆历年间，李淑以侍读学士、端明殿学士的显爵出任州官府官，但他背地里攀附权贵，竟取得翰林学士侍从之职。对于李淑的阴谋封官，许多人都极为不满。由于包拯的苦谏，仁宗皇帝免去了李淑的翰林学士一职，但仍保留他的侍读学士职务。包拯认为这样处置依然是姑息，于是继续奏本严加弹劾，直到仁宗最后免去李淑的这一职务才罢休。
此外，包拯在担任谏官期间，还通过仁宗罢免了平庸的宰相宋庠，弹劾了郭承佑、王逵、李昭亮、严士良等外戚大臣和宦官，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包拯还多次上书宋仁宗，要求他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做一个能够听取和采纳尖锐批评意见的皇帝，对于谏官的激切言论给予理解。
铁面无私的包拯之“为民伸冤披肝胆”
包拯一生中很长时间是担任掌有实际办案权的要员。他曾经亲手处理不少案件，为百姓审清很多冤案，为百姓讨回公道。
嘉佑元年（1056年）12月，包拯第三次奉调入京，任开封府知事。开封府是当时京师所在地，皇亲国戚、宦官权贵众多。他们直通皇帝，有后台，有靠山，政令不易推行。据史书记载，在北宋的100多年中，担任开封知府的有180余人，人事更动频繁，反映出京官难当的事实。包拯到开封府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不合理的诉讼程序。原来百姓申诉，须把状纸先递交给门牌司，有人就从中勒索钱财，营私舞弊。包拯取消这一程序，衙门大开，使百姓能直接向他递交状纸辨明曲直，这样，有理无钱的黎民百姓就能申冤雪恨了。
包拯平日常板着面孔，难得一笑，但执法非常严明，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包公到任后的第二年，流经开封的惠民河暴涨，洪水淹没了大批民房。包拯视察灾情，发现许多达官贵人在河边建有私家花园，楼台、亭阁、水榭触目皆是，两岸伸延而出的地基和建筑物使河道变窄，导致水流不畅，泛滥成灾。包拯要求他们拆除“违章建筑”，但这些官宦人家借口有地契不拆。包拯经核查发现他们的地契全都是弄虚作假，就当场命令立即拆除，而且把这些人的名单一一上报朝廷，追究其罪或撤其官职。
如果说弹劾不法的皇亲国戚，杜绝外戚窃权的通路和避免外戚擅权的悲剧，是包拯从政的一大历史功绩，那么，大力平反冤狱则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称颂的又一大功劳。
前文提及的那个王逵，在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竟然非法预征数十年的谣役，并且限令百姓折交现金。有人变卖房屋、典押田地亦无法缴足这笔钱，王赴就规定其佃户陪纳。这样一来，有的逃进深山老林，有的聚众揭竿反抗。一些州县小官稍有不从命的，王逵就对他们施以酷刑，被其迫害致死者“难以数计”。消息传到京城，王逵怀疑是洪州前任知州卞咸在告发他，于是指使爪牙诬告卞咸，为此受到株连的人竟达五六百。包拯闻知这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震怒之极，他向仁宗皇帝一连递交七道奏折，在奏折里详细列举了王逵的罪行，极力主张依法严惩。他说：“以王逵所在残暴，猥滥之状，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惩戒于后哉！”包拯还指出：“若命酷吏为之司职，而令一方之民独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方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言辞痛切淋漓，无情揭发，无所畏惧。在包拯披肝沥胆、舍命直谏之下，仁宗终于被感动，下诏细察严办，这一惊天冤案才得以昭雪。
庆历年间，中央掌握司法大权的审刑院、大理寺收到的案件年年有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捏造事实、诬陷忠良和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因此与日俱增。许多孤弱无援的百姓往往惨遭重刑，而一些豪强刁民却逍遥法外。包拯针对这种社会现象，竭力主张平反冤狱，发挥监察机关的权力，几次在奏疏中深刻地揭示出酷吏的作弊和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同时还具体提出了纠正酷吏弊端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办法。他主张仁宗诏令宰相精选一批清廉能干的官吏去代替那些苛刻、残忍的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使那些酷吏不能再继续为所欲为。这次仁宗倒很爽快，他很快采纳了包拯的办法，从而有力地制止了酷吏的舞弊行为，亦降低了产生冤假错案的概率。包公为民申冤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在整个封建社会只是风毛麟角，但犹如长夜之光、久旱之霖，是民众急切盼望的。
今天，在开封波光激净的包公湖西畔的包公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瞻仰正气千古的包公。大殿正中高悬着“铁面无私”的匾额，两侧陈列着妇儒皆知的三口侧刀和一组塑像——包拯左手高托乌纱帽，右手直指浑身颤抖、恐惧万状的赵王，看了这不绚私情、勇铡奸逆、为民除害的情景，凡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感到痛快而回肠荡气。包拯任开封知府只有年余时间，但在开封人民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铁面无私的包拯之“毕生清廉如布衣”
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的意识、行为起着引领、规范的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倡导与推崇。《古今清廉故事精选》选取了从古至今有代表性的清廉文化故事，重点选编了当代领导干部、共产党人清廉从政、执政为民的典型事例，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古为今用的政治智慧和清廉养分。
本期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是《铁面无私的包拯》之“毕生清廉如布衣”。
包公为官20余年，仁宗时又位列宰相，但他严于律己，清廉正直，十分注意砥砺名节。
《孝肃遗事》中载有这样一件事：包拯曾任职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此地盛产用端溪石精研而成的砚台。端砚从唐代以来即负盛名，早有“端州石现人间重”的诗句流传于世。至宋代，端砚更加名贵，已成为朝廷贡品。历任知州都要在完成贡品定额外再强令砚工生产出比定额多数十倍的端砚，或贪污勒索，中饱私囊；或用以赠送朝中权贵，博取仕进。包拯上任后，一扫前任额外多征贡砚之陋习，命砚工按照进贡实数制作缴纳，深受百姓欢迎。包公离任后，当地砚工精制一方好砚要赠送给他，被他婉言谢绝。包拯在端州一年之久，本人又酷爱书法，至岁满离任时却“不持一砚归”。
这件高风亮节的事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亦有记载。包拯以知州之尊，又为当地百姓做了好事，连作为纪念品的一个砚台也不收受，这一举动不仅与其历任官员相比判若泾渭，即使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和醒世作用。
包拯自身清正，对亲戚、族人亦不绚私情。据《合肥市志·人物传》载：皇佑五年（1053),包拯因儿子包钟英年早逝，请求朝廷照顾到离故里较近的地方任职，以便料理家事。朝廷恩准调其先知扬州，不久又破例调其家乡庐州任知州。包拯对朝廷的信任深为感激，一边处理家事、祭奠双亲，一边处理政务。但棘手的事跟着来了，亲戚、族人中有仗着他的势力欺压百姓，有的甚至骚扰官府。这对向来公正执法的他是个考验，那么，包拯会怎样面对它呢？一次，包拯的舅父因仗势欺人而违法，脸色铁青的包拯二话没说就击鼓升堂，在询明案情后，即按律法命衙役当堂狠狠打了其舅70大板，喝令退堂。
如今合肥包公祠里还有一副对联：“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北宋贿赂公行，人们每办一件事，都要行贿送礼，打通关节。如梁适做相时，张棪向梁适行贿，得做三司副使。王钦若做宰相时，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350两，他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的宠妾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两字写在手臂上，把写有贿银数的纸交给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进士。故时人讥讽道：“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但这句话到包公那里就行不通了。包拯从不收受贿赂，所有故人、亲党的请托均被他一概拒绝，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旧俗认为阴间阎罗大王掌管人寿，谁也无法打通关节。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打官司、办事不用请客送礼，自有像阎王一样执法公正的包公给做主。
包拯一生反腐倡廉，对贪污可渭深恶痛绝。他曾给仁宗上过一道《乞不用赃吏》的奏疏。他在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如果这话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可能所有当官者都会这样说，事实上历代都有一些道貌岸然的官员外表很“廉”而内心很“贪”，但包拯说到做到，毕生都在身体力行。
史书上说：包拯到了晚年，“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这里又有这样一个细节可以为证：
包拯做官从不讲究排场。庆历七年（1047年）,他被朝廷任命为陕西路转运使。当时他是以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任转运使，照理说应该更换绣有区别等级标志的“章服”，以示尊荣。可俭朴实在的包拯并不在乎这个，就穿着平日穿的衣服上任去了。几天后，另一个升任转运使的人，主动向仁宗提出更换章服。世上事只怕“货比货”，两人一比较，仁宗对包拯的举动更为赞赏，于是特地派人骑快马星夜去追包拯，把三品图纹的章服授给他。
包拯晚年又得一子名包绶。包拯病危时，考虑到自己为官一生清白，对后代亦需有个交代，就给家人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还再三要求将这条遗训刻在石上，竖砌在堂屋东壁，“以昭后世”（见《包拯集.遗训》）。而他的后代亦可告慰他的亡灵了，后来，他的儿子包绶虽官至潭州（今长沙市）通判，系正六品，但在任上因病去世时，竟“身无余钱”，清贫廉洁一如其父。
岁月流逝如梭，但今人决不会忘记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清官。他的凛凛正气必将长存天地，他的杲杲廉名必将永驻人间，勉励官员洁身自好，鼓舞世代反腐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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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县东乡（今安徽合肥市肥东县解集乡）包村人。曾任知州、知府和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又担任过监察御史、兵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重要职位。尽管一生仕途，晚年位高权重，但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勤政爱民，死后被朝廷赠予礼部尚书，溢号“孝肃”。
无欲则刚的王安石之“生活俭朴 志行高洁”
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中了进士。王安石每年的官俸一多半要用来供养母亲和祖母，补贴大家族的用项。因此自己和妻子吴氏以及一双儿女的日子过得甚为清苦。他在担任舒州通判时，家徒四壁，除了书籍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其实，当时王安石掌握着全州官员的监察大权，地方事务也有权干预，如果他稍作暗示，那些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的官吏，立即就会送来大把银钱。事实上，也确有其人，此人就是丰南县的知县陈圣。50多岁的陈圣，在知县任上熬了10多年，按宋朝官场惯例，早该升迁了。然而，在几年前因为夸大水灾灾情冒领赈济款受过处分，所以一直得不到提拔。这一年，又到了考核他的时候。他花了大把的银子“跑官”，把全州上上下下都打点得差不多了。王安石刚刚到任，他就赶上门来。陈圣进门之后，便说：“看大人的官寓实在寒酸，属下心里过意不去，故封了200两银子，求大人收下。”王安石一下明白他是来“跑官”的，沉下脸来问道：“请问贵县此钱从何而来？”陈圣赔着笑脸说：“是署下俸禄。”王安石说：“我一个通判的棒禄比你多一倍，尚且不够用，你却何以如此宽裕呢？”陈圣支支吾吾地正要辩解，王安石不由分说地把他请了出去。审察他的时候，王安石对此人的评语用了“品行稍有瑕疵”的字样，让他升官的愿望又一次落空。此事传了出去，虽然有人认为王安石不通情理，但大多数人敬佩他的正直、清廉。当然，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来给他送礼，到他这里请托了。
王安石滴酒不沾，为此，还闹出过不愉快的事来。王安石33岁那年，在群牧司任职。群牧司是个指导全国养马的机构。那时候打仗主要靠骑兵，所以，养马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群牧司的长官叫群牧使。此时的群牧使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而属下则有司马光、王安石、吴奎等人，真可谓群贤毕至，然而，这个小小的养马机构平时十分清闲，例行公事之后便是摆酒清谈。那年春天，群牧司衙院子里牡丹盛开，包拯一时兴起，命在院子里摆了酒席，让司官们一起赏花赋诗。众人轮番敬酒，兴致甚高。然而，包拯发现席中两位才子王安石和司马光却一直不曾举杯。于是，包拯问道：“今日欢聚，两位才俊何以不饮酒？”王安石和司马光连忙欠身答道：“属下素不饮酒。”包拯笑道：“平时可以不饮，今日可不能不饮。两位难道不知‘一人向隅，举座不安’的话吧？”司马光盛情难却，只好饮了一杯。王安石却起身向包拯一躬：“属下平生不饮酒。”包拯端着酒杯，说：“今天大家高兴你就开一回戒嘛，我敬你。”王安石还是不喝：“属下确实不会饮酒，还望大人见谅。”众人看着包拯难堪地站在那里，纷纷过来劝说：“介甫，包大人的一片心意，不能不领啊。”“介甫，你不喝，包大人怎么安席？”然而，不管众人怎么劝，王安石就是不喝。好在包拯生性豪爽，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了来。王安石的性格就是这样，从不逢场作戏，随波逐流。
无欲则刚的王安石之“不为做大官 但为做大事”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知县。鄞县，也就是现在的宁波。
王安石到鄞县上任的时候，正是大灾之年。他一到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到达鄞县才3天，他就不顾长途旅行的劳累，亲自下乡分发救济粮。以他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督，粮食是很难发放到灾民手里的。一连10多天，他走了5个乡。那时的交通十分不便，翻山越岭，涉水过河，他和差役一起步行前进，十分辛苦。
王安石在这次下乡的过程中，还亲自调查研究，请教老农，怎样才能减轻或避免水旱灾害造成的破坏。老农们告诉他，鄞县并不缺水，只是没有水利设施，既不能蓄水，又无法排涝。只是兴修水利是件大事，没有人组织，谁也不会出头去做。由此王安石深切地体会到农民不是不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可是，农民是分散的，不会自觉地做这件事，只有由官府来进行有力的组织和协调才能完成。
王安石说干就干，第二年刚好是个丰收年，秋收之后，他就开始组织农民动工兴修水利。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行程500多公里，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实地调查，为各处水利建设做出规划，这一年，在他的主持下，全县兴修水利设施21处，大大提高了抗灾能力。这年冬天，王安石在给两浙转运使杜杞的那份著名的《上杜学事言开河书》中，就提出了反对官吏因循苟且，提倡为民兴利的思想，这也正是他日后变法中的基本指导思想。
王安石在鄞县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青苗法的试验。这场试验也是他深入实际、了解百姓疾苦的结果。贫苦农民在年成好的时候可勉强糊口，而一旦遇到水旱灾害，生计马上就出现问题，只能向富家大户借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息往往高达100%甚至200%。农民一旦借了高利贷，就像脖子上套上了绞索，最终的结果是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王安石苦苦思索着让贫苦农民走出这种高利贷桎梏的办法。他突然想到，何不将官府粮仓里的粮食贷给百姓，并将利息大大降低。这样，一可以免除富家大户对贫苦百姓的高利贷盘剥之苦；二可以增加官府的收益；三可以让官仓中的粮食得以周转，不至霉烂损失，可谓一举三得。王安石说干就干，在各乡贴出布告，宣布青黄不接之际，家中缺粮的百姓可以到县上来借粮，到了秋收时节再归还，利息是两成。也就是说借100还120。这比100%~200%的高利贷来说，大大减轻了贫苦百姓的负担。布告一出，立即轰动了乡里。王安石亲自在官仓指挥借贷。
王安石在鄞县还做了另外两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兴学校，严保伍”。王安石来到鄞县时，县学的一部分改成了庙宇，没有一个学生，几个老秀才拿钱不干事。而衙里的胥吏大多是半文盲，做得了事情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他立即拨款修复了校舍，请地方名儒担任老师，从各乡选人入学。王安石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人才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十分重视教育。至于“严保伍”，即建立地方治安组织，加强地方治安，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举措，也可视作他日后改革大法中“保甲法”的雏形。
王安石在鄞县三年，与鄞县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3年任满离开鄞县之际，曾写了一首题为《登越州城楼》的诗，表示“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鄞县的父老也念念不忘王安石兴利除害的功绩，后来专门修了祠堂来纪念这位特殊的知县。
无欲则刚的王安石之“倡言‘三不足’ 变法留青史”
宋初的“马上天子”是在扫平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后得以立国的，所以开国之后便以削藩、制衡的方略统治国家，将开拓建功的汉唐雄风转变为保守的集权体制，不到半个世纪便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冗官、冗兵、冗费——“三冗”，以及积贫、积弱——“两积”，已危险地动摇着赵宋的统治。到仁宗时代，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臣，如范仲淹、富弼等人就纷纷上书朝廷，要求革新政治。宋仁宗基本上接受了这些建议，从庆历三年10月到庆历四年5月，陆续以诏令的形式将革新办法颁布全国，付诸实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实施新政必然触犯到因循腐败的官僚权贵的利益，招致他们的强烈反对。听信谗言的宋仁宗将范仲淹、富弼贬出朝廷，实行了才1年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庆历新政”的失败，似乎告诉大家要想改变千百年沿袭下来的社会习惯和制度是不可能的。然而，王安石却不信这个邪！他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言不讳地指出朝廷所面临的危机。然而，性格懦弱、无所作为的仁宗皇帝，根本不以为然，将他的万言书扔在了一边。对此，王安石失望至极。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年轻的宋神宗有志改革，又早就倾慕王安石的才能和人品，当年4月4日即召见王安石，询问治理天下之策。次日，王安石就呈上了他的名作《国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奏折。从此，君臣之间开始了有关变法大业的密切合作。随即，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5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宰相。神宗皇帝赋予他极大的权力以推行新法。王安石提出的新法有“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保甲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及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改革，等等。变法就是对旧秩序的颠覆；改革就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因此，几乎每一部新法都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无端攻击；改革的每一步都受到守旧者和卫道士们的顽强抵制。王安石的变法是全面而彻底的，而且是大胆、超前的，因而阻力更大。加之，他的性格执拗，用人失当，更给反对他的人提供了口实。就连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等过去赏识他的人和好朋友都成了极力反对变法的人。王安石的新法持续了7年，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最终却失败了。
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曾强加给他一个罪名，叫做“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在那个时候，“三不足”可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神宗皇帝曾当面问过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卿曾说过这样的话吗？”王安石从容地说道：“臣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却欣然接受反对派们强加给他的话。他向皇上解释说：“古人以为，天灾地震之类，都是上天发怒的象征，并把这些灾异和君主的行为联系起来，臣对此确实不以为然。臣以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日食月食，都是自然现象，和皇帝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我说的这些，陛下不一定会同意，天地之道，玄虚难测，不谈也罢。但是，流俗之言不足惧，却是不易之理。流俗之人，不学无术，看问题只从自身出发、不能统观全局看得长远，所以对一件事、会有多种看法。做大事者，认准了一件事，就一定要坚持己见，等事情做过了，成败才能显现出来。如果什么人的话都听，左右动摇，永无成功那一天。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仁宗皇帝号称守成，在位40年，也屡次修订成法，何况陛下这样的大有作为之君呢？”
“三不足”之说，有力地展示了王安石刚正不阿的政治操守和独特的精神风貌，使他的思想更为鲜明，更有战斗力。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口号从此成了王安石的专利，为数千年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笔！王安石的这种精神对于今天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与时俱进的人们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王安石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进士。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清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由于保守派强烈反对，新政推行迭遭阻碍，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再相，九年再罢，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荆公。
苏东坡造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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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号东坡居士）6岁开始入学读书，10岁即能写出出奇的诗句，11岁开始入中等学校准备科举考试，与弟弟苏辙一起熟读文学经典。
苏东坡20岁那年与47岁的父亲一起赴京赶考，主试官为大名鼎鼎的欧阳修。苏东坡以第二名中进士。仁宗嘉祐六年，他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风翔府判官，神宗熙宁二年奉调回京，在史馆任职，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没过多久就遭到罢黜，熙宁四年（1072年）7月，他携眷离京，赴杭州任职。
在随后的八九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杭州、密州（青岛附近）、苏州为官，且无不政绩斐然。
元佑四年（1089年）7月，苏东坡再次抵杭任杭州太守，时年52岁。
不过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用现代话来说，他这一次到杭州可是担任“一把手”了，所以可以为人民多办一些好事。
在地方任职，苏东坡不仅时刻保持着一个廉吏的本色，而且其诗人脾气也充分表现出来了。
太守的官衙在杭州市中心，但他却更喜欢在富有诗意的葛岭“雨奇堂”办公。他在那里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有时，他还去更远的山里办公，出发时他安排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自己却悄悄地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吃点素餐，在冷泉亭办公。
夏天太热，他脱去官服办公，用最便宜的头绳将头发系在头顶上。
苏东坡在杭州太守任内着实为杭城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同时，他还疏浚了盐道，修建了西湖，稳定了谷价，等等。
据史书记载，1090年的杭州，城区有50万人口，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杭州位于钱塘江口，海陆行旅辐辏云集，因此常有瘟疫流行。为了造福人民，苏东坡拨出2000缗公款，自己又捐出黄金50两，在市中心的众安桥地段建造公立医院“安乐坊”，为市民治病。
这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所建的最早的公立医院，它对老百姓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苏东坡最为关心的还是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那时杭州附近有6座水库，但分散在各地，输水的管道又常常损坏，所以城市供水一直是个问题。同时，西湖又有一种水生植物蔓延疯长，草根在湖底淤泥中纠缠生长，遂使湖底上升，湖水变浅，湖面缩小。
输水管道漏了，居民只能吃稍有咸味的水，或者花钱去买从西湖挑来的水，一桶要一文钱。苏东坡一步步地开始实施治理，比如以前水管是用竹子做的，当然易损坏，他决定用比较坚固的陶瓷管子来代替竹管，上下并用石板保护之。但完成这个规划需要大笔经费和人力，苏东坡决心既下，自然就得设法多方运筹，如请求朝廷特别拨款等。同时，他因兼任着“钤辖”，也就是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所以可指派1000个军士来支援此项工程，结果不仅速度加快，而且工程质量也很好。自此之后，杭州市民才家家都喝上了西湖的淡水。
从6个水库供应杭州城市用水的给水工程完成之后，苏太守的下一个目标是整治杭州城内的那一个大水库——西湖。
事实上，如果追根溯源，杭州的繁荣永远和供水相关。唐朝之前，那里还只不过是一个小镇；唐朝时，有一位大臣将西湖打开，引水供给城中居民，这才慢慢形成了城市。
元佑五年（1070年）4月，他给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了自己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5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警告说若不再整治，20余年之后，西湖湖面将全被野草遮蔽，杭州市民也将失去淡水的水源！
由于苏东坡的奔走呼号，这项工程的计划终于获得朝廷批准。经费拨下来之后，他又和数千工人、船夫一起日夜劳作，前后费时4个月，才告完工。湖面开阔了，水也变深了，然而工程扫尾时才发现那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如何处理却成了一个十分恼人的老大难问题。
苏东坡站在西湖边充分发挥着诗人的想象。很快，一个绝妙的主意形成了，何不以这一堆废物来建筑一道湖上的长堤呢？
那时，湖滨已建造了许多富户的别墅，因为没有一条通道贯穿湖面，所以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绕湖走半圈。苏东坡想：如果湖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直堤，除了供人步行，还可增加湖面的美丽，岂不两全其美？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一条西湖苏堤了。它是那样的美，那样的自然天成，垂柳映在一平如镜的湖面上，春天桃红柳绿，就像是西湖本来就有的，是很自然地从湖水中崛起生长出来的！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如果湖面上没有了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彩虹般的拱桥，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呢？
更何况，透过苏堤的背后，还有昔日的苏东坡苏太守整治西湖为人民造福的那一份爱心和德政！
据说，苏堤上原有6座拱桥9个亭子，其中的一个亭子是作为苏东坡的生祠的，那里面拱着他的画像以供人们纪念。不料后来势利小人吕惠卿(王安石信任的参知政事）得势，他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一纸朝廷命令，竟生生将那座纪念亭给拆毁了。苏东坡请辞离杭之后，西湖的苏堤更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
但留在人们心中的那一座丰碑又岂能拆毁得了？我们会永远记得苏东坡，不仅会记得他的那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文，也会记得他的那一段好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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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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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历史上的大文学家、书画家。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州时疏浚西湖，堆泥筑苏堤。曾官至礼部尚书，后遭贬至海南，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为官清正廉洁，办实事，敢直言。文、诗、词、书、画俱佳。南宋时追谥“文忠”，有《苏文忠公全集》。
李纲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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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李纲在朝廷当宰相，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平日里，他一杯清茶待客，从不收人礼物，每年做生日也不例外，这已成为相爷的家风了。有的人不知他的脾气，带礼品上门，少不了被他教训一通，把礼品退回，落个没趣。
那年李纲被罢官，回到邵武县四都老家去，俭朴过日，倒也安闲。一天，他领着妻子儿女去探望多年不见的老岳父，路过禾坪。这是一条黄土路，坑坑洼洼，本来就难走，加上刚下过雨，路面泥泞溜滑。李纲好像是走在烂泥田里，才踩上几脚，黄泥水便溅满一身，斑斑点点，白长衫变成了花长衫。这时，有一位白胡子老人从女儿家里做客回来，路过这里，不小心跌了一跤，把半篮子白花花的米粒全倒进了泥水里。李纲走过去，伸手去扶他，他却坐在泥浆里不动。老人连声咒骂：“官老爷呀，官老爷！你把老百姓的钱都拿到哪里去了？怎么不修一修这冤家路啊！”这时人们还认不出李纲来，有的说：“要是李相爷能知道乡里有这么一条害人路，一定会派人来修一修的。”那位老人接着说：“李相爷是个清官，不错；可他住在京城里，高高在上，怎么知道乡亲的苦处哟！”李纲心里一怔，便对老人说：“李纲要知道这条路难走，迟早会来修路的。
说着，他双手扶起老人，搀着他一步一步继续往前走。
这天晚上，李纲辗转反侧，一直睡不着觉，老是想着那条滑溜溜的泥泞路和那个跌在泥水中的老汉。妻子猜出他的心思，就是：“地方官明明知道这里路难行，苦了百姓，可他们谁都不管；你现在没当官，何苦操这个心呢？”
李纲叹了一口气，说：“今天我对老汉说，李纲要知道这路难走，迟早会来修路的。
这本来是信口说说，想给老汉安慰的。可是话一说出去，如果不算数，这不是欺骗百姓么？”妻子说：“老爷说得也是，不过没钱怎么修路呢？”是呀，李纲罢官归来，只带了几箱旧衣，几笼书籍，无金无银，实在拿不出钱来修路。向百姓摊派么？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够苦了，不应该增加他们的负担。李相爷为此事愁了几天，一筹莫展。
再过10天就是李纲的生日了，妻子提醒他，要早点安排安排。提起“生日”二字，李纲心里一亮，突然兴奋地在夫人肩上拍了两下，说：“生日，生日，太好啦！有钱修路了。”妻子不解其意，就问：“老爷，你说，钱在哪里？”李纲顾不上答话，急匆匆走近案头，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了许多封信，立刻叫家人送给邵武县内他所熟悉的亲友、学生以及当地的官吏、乡绅和富户，邀请他们在他生日那天前来“欢聚”。
往年在京城做生日时候，李纲也有事先发信的习惯，那是为了避免亲友随带礼品，特地在信中约法三章，亲笔写上端端正正的十二个字：“主人清茶待客，贺客勿带礼品。”这回写信，和往年大不一样，只写“主人清茶待客”六个字。人们看到这封信，不免疑惑起来：是老相爷一时疏忽，忘了写“贺客勿带礼品”么？他们细细琢磨一番，开始猜出一点奥妙来，心里想：大概是老相爷罢官回乡，家无余资，手头拮据，不得已趁做生日的机会，顺水推舟，收点礼物，好过晚年日子吧。唉，这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宾客们心领神会，备了许多厚礼，在相爷做生日那天，吹吹打打，送上门来。
这天李府像个办喜事的场面，张灯结彩，盛况空前，鼓乐声声，欢闹非凡。老相爷穿着一身整齐的新衣，端坐在中堂的大背椅上。他见到来客献上礼品，乐得手捋银须，点头微笑。只半天光阴，堂上摆满各色各样的礼品：明珠、玉器、古玩、名画，还有山海奇珍，应有尽有，真个是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客人们向老相爷拜贺之后，把各自的礼单交给老管家，每人喝一杯邵武土产的清茶，然后就告辞回去。李纲送客到门前，只是三言两语：“多谢列位厚爱，为民造福，功德无量。”客人们不知相爷此话何意，但也不便多问。
等客人走了，李纲请夫人亲自协助老管家，点收礼品，好好包装，第二天，叫几个可靠的家人，将所有的礼品运往城里变卖，换回银两，全部作为铺路的专用款目，即日动工。李纲吩咐管家，把送礼人的名字及所送礼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一一写在纸上，贴在街头，公之于众。十里八乡的百姓们听说相爷巧借生日，筹资铺路，自己不取分文，都很感戴他的美德，纷纷参加施工。没几个月，一条平整整的石板路铺成了，这就是后来的禾坪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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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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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1083年-1140年）,字伯纪，宋代大臣，福建邵武人，政和年间中进士。北宋末年任太常少卿。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初围开封时，他力阻钦宗迁都，以尚书右丞任亲征行营使，团结军民，击退金兵，不久即被耿南仲等所排斥。次年高宗即位，用为宰相。后历任湖广宣抚使等职，多次上疏，陈说抗金大计，均未被采纳。著有《梁溪集》、《靖康传信录》等。
元好问智判家产案
早年间，内乡县北山有家姓齐的员外，家产万贯，骡马成群，可说是称心如意了。但有一桩心事未能如愿。老员外年过七十，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早出门了。老员外盘算着将来家业给谁。一天，闺女回门，对老员外说：“爹爹上了岁数，也该歇歇心了。别人不放心，自家闺女、女婿还能胳膊肘往外拐？就让他替你操劳，一来尽尽女儿的孝心，二来爹爹也好过个轻松的晚年。”女儿有这番孝心，老员外就应承了。
闺女、女婿见老员外应许，满心欢喜，表面上前后左右侍奉老员外，暗地里却咒骂老员外早点死，好早些继承这份绝门业儿。
老员外歇心不掌管了家事，经常赶集上店。
一天，员外赶集回来，中途老天下起瓢泼大雨，正想找地方避雨，却听有人喊“救命”，借着闪电，只见小河里有一个女子，老员外土生土长，知道山陡水猛，错走一步什么都不说了，慌忙跳进水中，掺起女子上岸。问那女子是哪里人？女子说是东县人，遭年荒讨饭到这里，迷了路，老员外见女子说得可怜，当下把这女子领回了家。
这女子寄居在员外家，员外闺女、女婿见了，埋怨爹爹老有少心，便直言对那女子说：“你是来当闺女，还是来做小妈？”此女子也看透了他夫妇的用心，顶撞说：“你爹接我来，就是做小的”。二人顶牛，叫老员外听见了，气得要赶闺女、女婿出门。那女子知道是自己惹的祸，哭着劝员外留下他夫妇。员外见这女子通情达理，教训了闺女、女婿一番，留下她二人继续掌管家事。接着也收那女子填房做小。
这女子与老员外婚后，怀孕，生下个儿子。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岁老翁得一子，稀奇。员外的闺女、女婿更是把小妈当成眼中刺、肉中钉，造谣说这女子伤风败俗，不是正经货，并要老员外赶她母子出门。老员外自知猫老不避鼠，况又大病在身，便说：“她家在外地，你若赶她，叫她往何处存身？不管咋，在爹床头站过两黑，念这点情义留下她吧！我死后，让她母子搬进磨房，剩饭、冷汤，落个温饱也就是了。这份家产我已写成字约，各拿一份，日后若有争执，作为凭据。”说罢老员外就死了。
15年过去了，老员外儿子已长大成人。听说新任知县为官清正，便带上文约，把隔山姐姐和姐夫告到县衙，要争回家产。
内乡县令元好问接了字约，见上面写着：八十老翁得一子人言是非我子也女婿掌管家产不许儿子争执。元知县细心揣摸文约，一遍、两遍、三遍……忽然心中明亮，暗赞老翁用心良苦。随即发下火签，传员外闺女、女婚上堂。
公堂上，元知县问老员外闺女、女婿：“你父有子立业，你们何以霸产？”，女婿说：“有文约为凭”。元知县让女婿拿文约，女婿大声念道：“八十老翁得一子，人言是，非我子也！女婿掌管家产，不许儿子争执。”
元知县笑道：“差矣！”接着念文约：“八十老翁得一子，人言是非，我子也！女婿掌管家产不许，儿子争执”
元知县接着说：“你父死时，你弟弟年幼，怕你争夺家产害子，才用计蒙蔽你夫妇。念你夫妇为弟操劳十五载，不使家产破败，本县秉老员外心意，赠你姐弟诗一首，拿回照此办理”。说罢，铺纸磨墨，写道：八十老翁虑后事，
呕尽心血为儿子；
平分秋色近情理，
笑慰九泉员外知。
挥而就，行文两份，各执一张。命师爷加盖大印，递给双方。闺女、女婿同员外儿子都很高兴，一齐跪下磕头，感谢元大人断案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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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1190年-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7岁能诗，20岁成学，名闻京师。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进士，先后任内乡（今河南内乡）、南阳（今河南南阳）等地县令，后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之后，弃官归隐，致力于金代文献的搜集编辑和整理。著有《遗山先生集》，还编有《中州集》、《中州乐府》。
以富民为本的王祯之“亲身实践 科学兴农”
王祯为实践自己勤政富民的思想，不摆县令的架子，不顾其他僚吏们的嘲笑，亲自动手改革新式农具，到农村向农民们宣传推广新的种植法和使用新生产工具。开始农民们不习惯，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耐心劝导，并手把手地教，直至农民们学会应用为止。结果，他所在的县农业产量出人意料地大幅度增产，农民受益，国家增收。他为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减轻人民的疾苦，还积极主张创办公益事业，并在自己管辖的权限内尽力去做，如修筑道路，建造桥梁，对贫民免费送药等。他还带头捐献薪俸，开办学宫，发展地方的教育事业。
王祯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他的高明和超过同时代人之处还在于他有一副聪明的科学头脑。他懂得科学的重要性，懂得科学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王祯的科学兴农不是只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而是注重实践，深入实际。他不顾同僚们嘲弄他不识时务和异想天开，不遗余力地全身心地深入农村，教农民科学种植，科学耕作，科学巢织，科学畜养；兴水利，造机械，制农具；选种子，施肥料，灭虫害；观天时，知地利，重节气，等等，并将革新成果及时推广，直至达到丰产丰收、科学致富的目的。
王祯当时虽然还没有直接提出科学兴农的口号，但他实实在在地去做了，并用具体实践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的科学兴农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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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祯，字伯善，生卒年不详，山东东平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担任过宣州旌德县（今安徽省旌德县）尹6年；元大德四年（1300年）改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令。他官职虽低，但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关心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独特的思想和成就，呕心沥血地写成《农书》37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我国元朝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以富民为本的王祯之“撰写《农书》传教后人”
王祯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会做，还非常善于总结，勤奋笔耕，把平日教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收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最终编撰成《农书》，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正是这本30万字的著作，使王祯的名字随着《农书》载入史册，流传至今。
王祯的《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在王祯的《农书》以前的所有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汉代的《池胜之书》、东魏的《齐民要术》和元代初年的《农桑辑要》等，都只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而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对此，王祯在写作时十分注意，他根据自己在山东、安徽、江西、江苏和浙江等地的生活经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差别，致意于其同得到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日垦日耕，做事亦异。”《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宜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便人民比较采用。
王祯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过去《齐民要术》中所列到的酿造、腌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制笔等农产品加工的内容都去掉了，从而使农书更具有了系统性。
王祯还将古代农具画成图谱，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器图谱》里，王祯收录了100多种农具，绘图306幅。他为比较准确地画好农具图样花费了大量精力，不仅形象地描绘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早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如东汉杜诗发明的水排，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元代时制法已不可考，王祯多方搜集，力求复原，并加以发展。古代水排用的是皮囊鼓风，而王祯复原所绘的水排已经是用木扇（简单的风箱）来鼓风了。王祯对轮轴特别感兴趣，便集中了57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自己又创制了“水砻”和“水轮三事”。其中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具备磨、砻、碾三种功能，然后让老百姓仿照试制使用。可以说，《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卓越成就，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农具提供了参考依据。
王祯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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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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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祯，字伯善，生卒年不详，山东东平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担任过宣州旌德县（今安徽省旌德县）尹6年；元大德四年（1300年）改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令。他官职虽低，但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关心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独特的思想和成就，呕心沥血地写成《农书》37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我国元朝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之“少年颖慧 才高志远”
明末名将张苍水有诗云：“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诗中提到两位著名人物，即于谦和岳飞。岳飞，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于谦，恐怕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其实，正如诗中所说，历史上的于谦是一位可与岳飞齐名的英雄、一位可与包拯、海瑞同垂青史的清官。
于谦从小天资聪慧，才华横溢，被视为神童。7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称曰：“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于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永乐十年（1412年）,15岁的于谦考中了秀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可是，于谦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弱书生，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
永乐十二年（1414年）,于谦在三茅观写下了充满豪气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人托物言志，通过赞美石灰，表达了自己不怕艰险、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为人清白正直的崇高志向。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中了进士。做官后，他没有忘记自己少年时立下的志向，一生廉洁奉公、正直不阿，用满腔热血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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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之“奉公爱民 廉洁正直”
宣德初年，于谦任监察御史。当时顾佐任都御史，对下属很严厉，唯独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后来汉王朱高煦反叛朝廷，宣宗御驾亲征，于谦护从。兵临乐安，朱高煦出降。宣宗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朱高煦伏在地上心惊胆战，自称罪该万死。班师回京以后，宣宗以于谦护驾讨逆有功，给他的赏赐和各大臣一样，以示恩宠。
巡按江西时，于谦办事不徇私情，廉明公正，昭雪冤狱，为数百蒙冤入狱的人平反，被百姓视为神明。当时，宁王府的属官一贯飞扬跋扈，横行不法，常常借买东西的机会敲诈甚至掠夺商人货物。于谦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打击了那些权贵豪强的气焰，因此受到了江西百姓的敬重和爱戴。
当时正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担当重任，就亲手写下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于谦被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遍访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情，并立即上奏朝廷。那时当地水旱灾害频繁。灾害一发生，于谦就马上上报，并针对灾情，采取有力措施赈济灾民，于谦下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凿井，于是榆柳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他还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很快，于谦威名远扬，连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藏匿了起来。在于谦的治理下，河南、山西出现了百年难遇的好年景。在职九年，因政绩卓著，后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奉禄。
正统年间，太监王振专权。英宗对他言听计从，尊称他为“王先生”，一些王公贵戚为讨好王振，尊呼他为“翁父”。地方官吏进京办事，都要贿赂王振。于谦为官清廉，厌恶那些贿赂求进的做法。每次入京奏事，他从不带任何礼物。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即使不去送金银珠宝，也总该带些地方土特产，比如线香、蘑菇、手帕什么的，做做人情也好呀。”于谦听了，举起两只袖子，笑道：“我只带了这两袖清风。”当即赋《入京》诗一首，以明其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秧。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闯阎话短长！”两袖清风，不正是于谦清廉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由于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于谦被判处死刑，关在狱中3个月。河南、山西的官吏和百姓联名上书英宗，请求释放于谦，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进言讲情。王振一伙见众怒难犯，又抓不到于谦什么把柄，只好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仍任河南、山西巡抚。
于谦在巡抚任上前后共19年，他父母去世时，皇帝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又起用原职。
图片来源于网络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之“千古奇冤 英名永存”
于谦为官清廉，刚直无私，得罪了许多小人。这些人嫉恨于谦，总是同他作对，于谦有时扪胸叹息：“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英宗在奸臣石亨、徐有贞（即徐理）和宦官曹吉祥等人的支持下，乘景帝病危时发动政变，夺宫门，登奉天殿恢复帝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下诏废景帝，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等逮捕入狱，诬以谋逆的罪名，判处死刑。当判决书上呈英宗时，英宗有些犹豫不忍，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急忙上前劝道：“今日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出师无名了。”就这样，英宗听信谗言，改年号为天顺，将于谦于闹市处死，弃尸街头，并抄了他的家，家人被充军边疆。
到抄家的时候，发现于谦所居仅能遮风避雨，且“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只有一间正室封锁严密。查抄者以为里面一定藏着金银珠宝，结果打开一看，珍藏的都是当初景帝赐给他的袍服、剑器。连查抄的官员也为之落泪。
于谦被害那天，阴云密布，北京城内外的军民百姓，无不叹息落泪，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是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 恸哭不已。曹吉祥大怒，用鞭子抽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动，收殓了他的遗骸。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已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见此，也暗暗后悔。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于谦死后，石亨用他的同党陈汝言代替于谦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陈汝言劣迹败露，贪赃累计巨万。英宗让大臣们去看时，他想到了于谦，怅然说道：“于谦在景泰帝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关吃紧，英宗满面愁容。站在一旁的恭顺侯吴瑾说道：“要是于谦活着，是不会这样的。”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 谪戌而死，又过了几年，石亨被捕入狱，死在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他们陷害于谦的罪行也暴露出来，于谦的冤情得以真相大白。人们深切怀念于谦这样的爱国英雄，编成童谣唱道：“京都老米贵，哪里得饭广（范广，协助于谦抗击瓦利的将领，与于谦同被诬杀）?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
世间自有公断。成化初年，明宪宗将于谦的长子于冕赦免回来，为于谦平反昭雪，恢复于谦的官职并赐祭。诰文里写道：“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枉，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诰文在全国各地传诵。弘治二年（1489年）,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博、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攻”，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历代奉拜祭祀不绝。
于谦被枉杀后、遗骸运归他的故乡，葬在西湖三台山下。后来，于谦墓与栖霞岭下的岳飞墓、南屏山下的张苍水墓鼎足而三，构成西湖边上三位名将之墓，为西湖增色不少，也让后人凭吊不已。清代袁枚曾写下“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以表达对他们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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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朝著名的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为官清廉，关心人民，不畏强暴，不喜奉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宣德初年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昭雪冤狱，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体恤百姓，威名远扬。著有《于忠肃集》。
姚镆的为官之道
姚镆是明代著名的廉吏，其清名永载史册，可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5个世纪的嬗变，故乡仍保留着姚镆的故居，慈溪县志还记载着他讲学传道的书院——东泉书院，这无疑拉近了我们与这位先贤的距离。东泉书院乃是姚镇致仕后，他的学生集资为恩师所建的，以供老师安享晚年。
大凡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文化教育更是落后。地处边陲的广西地荒人蛮，民众祀山山魈卓旺，无心生产，而人为的妖风也借着鬼神残害着黎民百姓，害得一方民不聊生。作为提学佥事的姚镆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一面除妖孽，一面创办书院，请了五位经师以教士子，让那些没钱的人也能进书院读书，学费由姚镆代付。教育事业的兴起使得荒蛮的边陲渐渐形成崇教尚学之风，而学风影响了民风，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信念。几年后，姚母仙逝，姚镆离开广西回老家奔丧尽孝，闻讯赶来的民众相送至百里外，个个泣不成声。
正德九年（1514年）,姚镆在贵州任按察使时，武定州一带常有盗匪作乱，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他上奏称：此地乃是南北要塞，请设兵备官以防盗匪。他一谏朝廷，毫无音讯，再谏，仍没回音。姚镆为了百姓的生计，接二连三地上奏，直到引起朝廷的重视。姚镆就是这样，为了民众的安生，他整整5年没回家探亲。5年间，他暗访百姓，体察民情，同时部署武定州设兵防御战略。设兵防御时，姚镆又与同僚商讨设兵需备战马之事。曾因竭力反对武定州设兵备官的王琼，负责买马，他到马市场买马并将马价压到每匹8两银子，而姚镆早已了解战马的驯养成本，认为马价压得太低让百姓吃亏，便将马价提到15两。
马价提了，百姓得益，而姚镆差一点为此而背上黑锅。原来设兵防御与马价一事都令王琼大为不快，他与另一官员暗里密谋，想弹劾姚镆，就告状到都御史王景处，幸亏王景知道姚镇的为官之道，一句“我们谁不知姚公的清廉？”大笑一阵而了事。
老百姓从马价一事认定了姚镆是个好官，大事小事都愿找姚镆。有一次，一妇人找到姚镆，要他替她做主。原来邻居在开荒时挖到许多金银财宝，她见到了。见者有份，那妇人非要分一半给她才肯罢休，而邻居不肯，两人为此争吵起来。而姚镆的同僚们听了妇人叙说，就提议上缴归国库算了。姚镆觉得这样不妥，不利于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就将金银财宝仍归开荒者所有。姚镆提出：“劳动者得其食”。他将这片荒地划成数块，谁想得金银财宝，谁就去挖吧，后来人们挖不出什么金银了，就开荒种田了。
姚镆无论在何地任官，也不论职位高低，为着他的厚民生的为官之道，每到一地必做两件事：一是倾听民声、二是储备粮草。延绥的一城镇因为防寇，城门白天也紧闭，禁止民众通行，也不许樵夫出城砍柴，百姓怨声载道。姚镆与士兵列队执行公务时，听到了樵夫的议论，就让下属改变启闭城门的时间。这样一来，虽然方便了百姓的生活与生产，给守备城镇的官兵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作为地方官的姚镆就是这样处处为百姓着想。由于姚漠的显著功绩和人格魅力，赢得了百姓拥戴，在他离开延绥后，延绥人专门建碑以颂姚镆的功德，盛赞他像慈父一样爱戴关心百姓。
正德十四年（1519年）秋天，正德皇帝南巡到临清，因刘姬身体不适没有随行，约定以玉簪召。不料路上失了玉譬，到达临清后，派一特使召刘姬，而刘姬以无信约为由不肯来。无奈武宗只好亲自连夜单骑去请，这样来回折腾逾月。皇帝出巡，风光了皇帝与随从，却苦了沿途的百姓。同样，皇帝驻跸一地，有的官员认为这是敛财的好时机，以向皇上进献之名，献媚肥私。而姚镆却从不这么想，也从不借机向民众索粮索银。因公储充足，也不扰乱百姓的日常生活。翌年，武宗帝到临清过万寿节，百位官员庆贺于镇守太监第，姚镆同样储备有素，民不告劳。为此当时有人称羡：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二人，梁材与姚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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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镆（1465年-1538年）字英之，号东泉，浙江宁波慈城（原慈溪县城）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正二品）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明史》撰有：“时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二人，梁材与姚镆也。”嘉靖十七年（1538年）,皇帝逾祭文称其为“宏伟之器，练达之才”。
书写清官史略的海瑞之“兴国知县 百废俱兴”
众所周知，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知县、一个体恤民情的好官，也正是因此，他得罪了许多权贵之人。如对浙江总督的儿子路过淳安私带的千两银子加以没收；对于京里来的大官员讲排场、摆阔气、敲诈勒索、搜刮民财的行为加以抵制，终于激怒了那些上面来的官老爷，受到报复而被免职。嘉靖四十一年六月十五日，正当海瑞接到调升嘉兴通判的任命准备移交之时，由于朝廷有官吏诬告报复，海瑞被解除嘉兴通判一职。曾在福建任提学副使的朱衡当时已经做了吏部侍郎，一直很钦佩海瑞的为人，就对吏部尚书严讷加以推荐，于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海瑞被任命为江西省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海瑞就任兴国知县时，兴国县正因为赋役负担过重而大批农民逃亡，因此海瑞就对这些赋税分别予以改革或豁除。
兴国有一大部分农田是军队的屯田，屯田制度在明朝初年实行时还不失为足食足兵的一种制度，后来军队竟不断侵害与屯田相邻的农田，而称之谓余田，累至600亩之多。海瑞极力主张将这些农田归还农民。由于农民的逃亡，抛荒了一部分熟田，有许多可以开垦的地也没有人去开垦。海瑞便倡导江西那些地区过密的人口移些到兴国来，以相互调剂。兴国有许多防盗的隘所，但都不是放在要冲的地方，隘长的人选也不慎重选择，多是找些没有家当和没有产业的人来充当，事实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有人主张废除隘所。海瑞却认为隘所作为防盗之用是必要的，不能废除，但是地点和人选必须重新选择。于是采取精兵简政的办法，裁减一些不必要的哨官和检司，并写成一篇《兴国八议》的裁革行文，送给巡抚吴百朋去请示，获得批准。
为了整理田籍，平均赋役，海瑞组织了兴国全县的清丈工作，细致地订立了清丈队伍人选的产生办法和组织形式，明确“业主负责”。田籍方面本来是笔糊涂账，就在海瑞领导清丈时，仍有舞弊等事情发生，在海瑞严加检查之下，都被查出来并加以纠正了。在清丈期间，海瑞经常在乡间到处巡视，为了避免骚扰百姓，随从吏员带得很少，海瑞自己让侍从挑了菜和米随行，不吃百姓一顿饭。
在南昌闲居的前兵部尚书张鏊的侄子张豹、张魁，来到兴国采购木材，到了山里招摇诈骗，无恶不作，民间受害无穷，而且气焰十分嚣张，民愤很大，被海瑞押解到赣州府。张鏊写信给海瑞求情，遭海瑞拒绝。于是张鏊又写了许多求情的信，到所有的衙门去投送，甚至所有来往赣州的达官贵人都来为他们说情，结果这两个不法分子很便宜地“叩首谢恩而去”。海瑞很是不平，上申文给江西总督吴百朋，力斥赣州府和分巡道诸审问案件者的徇情失职：“张尚书遥度之言可信，本县申文乃无一字可信？”请求吴百朋重新处理，在海瑞据理力争之下，张豹、张魁虽然是尚书的侄子，最后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海瑞在兴国做了一年半知县，政绩显著，吏部文选司郎中陆光祖很欣赏海瑞，遂调任他为户部云南司主事。
后来，海瑞路过兴国县有四五次之多，每次都特别多停留些时日。父老乡亲都争先恐后去看这个前任知县，海瑞对他们非常和蔼，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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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清官史略的海瑞之“明断疑案 深得人心”
秉公持正，明断疑案，免误伤民，是海瑞从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淳安县有个叫胡胜祖的人，与邵时重为了争夺山地而发生纠纷，刚巧在这个时候胡胜祖因得病死去。胡胜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胡胜荣，一个叫胡胜佑。胡胜佑又有一个外甥，叫邵镛，都和邵时重有争山地或争产业的宿怨。于是私下弄开胡胜祖的尸桶，用朱脂涂在胡胜祖的尸体头部，假作伤痕，然后到淳安县来告邵时重打死人命。海瑞得知此案，命汤县丞去主持验尸，自己亲自进行检验和分析，发现所点之朱，和以胶脂，役厘炎炽，虽洗刷数次，盆水仍红，其骨不免红色。后用瓷瓦刮之，头颅硬处红去无迹，悬绝可辨，因而昭雪了邵时重的打死人命的冤枉，明确了胡胜荣诸人的诬告罪行。
海瑞逐渐有了明察秋毫的口碑，因此与淳安县同属于严州府的桐庐、建德、遂安等县发生了重大案情，凡是经县、府、巡按御史等部门审理而仍不能结案的，也常移到淳安县来审理，或请海瑞前去会审。
海瑞爱惜百姓生命，秉公执法，不徊私情，不办冤枉之案，该推翻的就推翻，深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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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清官史略的海瑞之“任职淳安 为民做主”
改革赋税、役税，减轻人民负担，是海瑞为民做主所采取的重大措施。
1558年6月（嘉靖三十七年五月）,海瑞从南平教谕被提升为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淳安县地处浙西山区，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主要靠山林作物为生。山上多为茶叶、竹子、柏树、松树之类。山下的好田又都被有钱有势的大族所侵占，老百姓生活困苦。可是这个县又处在新安江下游，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朝廷使臣和来往官僚过客，都要地方接待。经过一个普通官员，就要用银二三十两；经过巡盐御史、巡按御史等监察官员，要用银一二百两；巡抚出巡，则要用银三四百两，这都要百姓赔垫。赋捐役税严重，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结果是“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贫富悬殊甚巨。
由于山区贫瘢，赋税徭役过重，不少农民外出逃生。针对这种情况，海瑞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他们回到故乡安居乐业，允许他们将被人侵占的产业要回来，把卖给别人的子女赎回来。没有田的分配荒田，没有耕牛种子的，都借贷给他们。而且规定让他们耕作3年以后才起征赋税、徭役。这种对逃亡问题的对策，使很多逃亡他乡的农民又都回到自己的家乡落户。
海瑞从政以后，反对官府腐败之风。有些挥霍铺张浪费的陋规在海瑞力争之下，都被取消。原来当地官员进京朝觐，都要带去大批金银送给京官，其旅费、礼金全都出在当地老百姓头上，每3年里甲要派一两三钱二分，一共240两，除一部分馈送知府和府中主要官员外，都是作为此用的。海瑞两次朝觐，自己用了路费48两，吏员花费12两，造册用去11两，根本不需要用这许多钱。于是，他把这项陋规给革除了。
另有一种陋规是知县向出巡的巡按御史、分巡道、分守道等官员的吏书馈进银两，也出自里甲，多则12两，小则五六两，形成一种相沿成习的风气。海瑞坚持不给这些吏书们一个铜板。但也有人向海瑞讨好，说地方官员要想调升京官，免不了要花些交际应酬的费用，送些礼物谢恩。海瑞反问道：“假使所有地方官吏都不行贿，是不是就没有人调升京官了呢？假使所有地方官吏都行贿，是不是就没有一个人降职或获罪了呢？”一席话，把这些人说得悻悻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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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简介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嘉靖二十八年举人。海瑞历任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正教官）、浙江淳安县知县、嘉兴通判（知府的副职）等职。后因政绩显著，于嘉靖四十三年，被调升进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隆庆元年，迁升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后又调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书写了一部清官史略。
俭省奉公的徐九思
明朝是个以封建道德为统治基础的国家，徐九思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领悟和继承，成为他不断升迁的资本，也是他在仕途中特别注重百姓道德建设的原因。早早失去父母的九思饱尝了世间种种不幸，过早地目睹了百姓在表面强盛的大明王朝统治下的穷困生活，这是他以后做官处处为民考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体恤民情，为百姓办实事，这必然触动同阶级文官集团的既得利益，招来仇视，也因此而结束了官场生涯。
九思进入仕途后，开始被委任为句容知县。徐九思做官，有一套驾驭下属的本事。在明朝，官与吏是两个系列的人。官经常变，而吏不变。官多为读书人出身，对地方情况不熟悉；而吏由于在一个衙门任职，熟悉情况。这样，有些年资高的吏员，就会欺辱新上任的官员。徐九思显然熟悉这种情况，所以，刚上任时，装得什么也不懂。过了不久，有一个下属吏员下班时，将空白公文与公章装在袖子里，偷偷地带了出去。此事被徐九思知道了，他抓住这件事，要严惩那位吏员。其他的吏员们纷纷为他说情，但九思并不买账。此后，下属们见九思都怕了。对于下属，区别对待：忠心赤胆者赏；老奸巨猾者惩。
按明朝所制定的财政制度，政府预算并无旅费一项，过境官员本身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地方负责。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不少的负担。明朝嘉靖皇帝又是个极为信奉道教的皇帝，因此常派遣官员和方士到道教名山朝拜做法祈福。句容县的茅山便是其中的一座。句容县开支范围比较小，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然而，有一年县里遭受大面积旱灾，农民收成不好，加上官员过境又相当的频繁，使财政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盈余的地区直接补贴。但九思认为“邻民即吾民”，不愿将这些负担转嫁给邻民。为节约开支，他划出数十亩地，带领家丁、士卒种植粮食、蔬菜，以供养来往官吏。偶尔也会安排他们住在自己家中。因为他过于节俭，显得极为“吝啬”，一些深知他行为的官吏便绕道而去。
九思做官，经常为民办实事，深得民心。句容县城与白土间有20里的一段路，长年失修，厚土积了三尺，每逢雨雪天气，道路泥泞不堪，泥水可以溅到大腿上，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九思得知情况后，亲自进行了实地考察，然后规划建造一条石块铺筑的路。当然，筑路牵扯到费用问题。一般地方政府为解决经费问题，不外乎挪款和增加赋税两种方法。当时可供挪用的款项极少，九思又不愿给百姓增加额外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便只能节约日常经费的开支。经历了3年的紧张施工，这条凝聚了九思巨大心血造福后代的石板路终于筑成。九思离职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便给这条路取名为“九思路”。除了修路外，他还主持整理河道。在任工部郎中时，每逢夏秋季，黄河上游湍急河水带来不少泥沙，到了下游河水变缓，泥沙便落下来，造成河道淤泥堵塞。一发水，江水溢出，总会淹没大片良田，给百姓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害。经与治水专家讨论，九思主持在沙湾修筑了一座减水桥，将漕河与盐河连接起来。如此一来，漕河水多了，就会溢入大海，不再危害良田；旱季由于河道沟通，河流就不会干涸，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灌溉。
九思处处着眼于百姓利益。灾荒年间，青黄不接，而朝廷还要强迫百姓交租，加上富户投机倒把，使得谷物价格猛涨，很多人饿死郊外。看到这种情况，九思痛心疾首，他先将官粮交于上级，再开仓放粮，在府衙门口煮粥给百姓吃，使百姓得以活下来。九思极力主张以德治国，平日执法不是很严，但是对那些在灾荒年间投机富户却极为严厉，他认为他们无异于强盗。
九思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视德化百姓的传统士大夫。
做官期间，他一直身体力行，教化民众，而且成果斐然。他如果看到衣着华丽、铺张浪费、斤斤计较的人便会直言指出，那些被他指责的人非但不会记恨他，反而会对九思言行一致的品行钦佩不已。他常说：“俭朴、勤劳和忍耐三种道德品行中，俭朴就不会浪费，勤劳就不会堕落，忍耐就不会与人争执，这些都是修身持家所必需的”。九思生平不喜欢吃肉，只喜欢蔬菜，而且常在桌上放盘青菜，常说：“百姓的饭桌上不应该有青菜，官吏却不应当少了这样的菜”。百姓深受他的影响，将九思所画的青菜和写的“勤、俭、忍”置于高堂上，美名曰“徐公三字经”，并且将九思肖像刻在堂上每日礼拜。在他离职时，句容县的百姓聚集在县衙大哭，说：“一定要调走知县，我们愿意为他而死。”
工部郎中任满后，按规定，他将升为高州知府。但由于他得罪了当时奉命督察东南沿海抗倭的权臣赵文华，结束了仕途生涯，时年63岁。九思被罢官后，便回到江西贵溪。跟一般回乡官员一样，他常寄情山水，以吟自娱，并在乡间弘扬圣贤之道，造就下一代的人才，来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除此之外，九思回到贵溪后，租借了大片土地，招徕流民，给他们牛和生产工具，教他们种植庄稼树木，将收获的农产品又分于贫民。九思常说，做官时没有为百姓做好事，离官后便要加倍补赔。除此他还帮助邻里修筑水利工程。
九思在家闲居了22年。一天，他感到微恙，随即卧床不起，在昏睡时举手说：“茅山迎我。”其家人迅速赶到句容县茅山，就在他们到茅山那天，九思便悄然离逝了，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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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简介
徐九思（1495年-1580年）,字子慎，江西贵溪人，历任句容知县、工部郎中，由于他言行一致，清廉正直，深得民心，最后擢升为广州高州府知府。
亲修皇道免赋税的陆稼书之“官打送礼的”
陆稼书初到灵寿县上任没几天，师爷进来报告说：“老爷，胡庄的首富胡四前来求见。”
“他有什么事要见本县？”
师爷凑近陆稼书，小声说：“倒是没有什么事，他是……他是来给老爷您送礼的。
一听说是来给送礼的，陆稼书心里不由有些上火，立刻问师爷：“本县同他非亲非故，送的什么礼？!”
师爷忙向陆稼书解释说：“老爷，这叫‘进见礼’。每逢新任老爷到任，四村八乡的缙绅豪门，都要带礼到衙门来拜望父台大人，父台大人也要回访这些缙绅豪门，这是老规矩了。”
听罢师爷的解说，陆稼书哈哈大笑了起来，说：“原来这儿还有这么个老规程呀！本县问你，送礼的可有贫苦百姓？”
“没有。”
“为什么只有缙绅豪门，独独没有平民百姓哩？哈哈！值得深思呀！”陆稼书说完这些话，站起身来，在屋里踱着步子，来回走几趟，这才又问师爷：“这条老规矩传了多久了？”
师爷摇头答道：“老爷，这个……小人就不清楚了，反正多少年来都是这么行走着的。”
“照你这么说，今后还会有别的人来给本县送礼？”
“对呀，今天来的这胡四财主是头一个，因为他村子离县城近。那许多远处的，也许正在路上走着哩，恐怕十天半月内，来这送礼拜望父台大人的不会断！”陆稼书对师爷说：“本县是朝廷命官，新到住所，还未给百姓办一点事儿，那就先改一改这流传下的老规矩！”说罢，他提笔在手，展纸挥毫，写了这么几句：
本县陆陇其，
一概不收礼；
言出无二句，
特启四周知；
倘有试探者，
大板杖二十！
师爷一见陆稼书写的字句，眉头皱了几皱，说：“老爷，这……怕不合适吧？您初来乍到，还是笼络一下地方上的乡绅为好，有道是‘官不打送礼的’，请老爷三思。”
陆稼书说：“本县居官既不媚上，也不欺下，唯以清正公廉为本，上不负皇上钦命，下不负百姓厚望。受礼就是受贿，陇其立志一身清白，即使得罪缙绅富豪，也决无反悔！你将本县写的告示拿去贴在县衙门口，再让胡四前来见我！”
师爷贴出了告示，便领着胡四来见陆稼书了。
陆稼书一见胡四，就问：“你看到本县写的告示了吗？”
胡四点头哈腰地说：“小人看到了。”
陆稼书严厉地说：“本县念你来在告示张贴之前，免去杖责二十大板！本县与历任同僚脾性不同，不喜欢拉拉扯扯，蝇营狗苟！你回去给所知的乡绅富豪捐个口信：自今日起，本县改了这‘进见礼’的老规矩了！”胡四唯唯诺诺地连声应着说：“大人有所不知，小人胡四是个乐善好施之人，并非向大人行贿，实是循规蹈矩，不来向大人送‘进见礼’，小人还怕大人见怪哩。既然大人以清正为本分，小人就把礼品全部带回家去。
听完胡四财主的表白，陆稼书说：“你既然自称是‘乐善好施’之人，那么就多为乡邻父老做些好事，留个好名声，为子孙开路，为祖上增光。
胡四财主连声答着“是、是”，带着礼品离开县衙回家去了。
不少的乡绅和富豪门弟听说新任知县陆稼书不收礼的事，谁也不敢来送礼进见了。
有个财主家住陈庄，他从百里外赶来给陆稼书送“进见礼”。见到县衙门上的告示，他以为那是陆稼书在装门面，自古哪见过不吃腥的猫儿呀？哪见过不受礼的官呀？他硬是让随从把礼物抬进了县衙。这一来可惹恼了陆稼书，他问陈庄来送礼的财主说：“你看到本县在衙门口贴的告示了吗？”
“小人看到了，看到了。”
陆稼书大怒：“你明知故犯，本县只好打你板子了！来人呀，给我拉下去重责二十！”
陈庄来的财主万万没有想到，陆稼书是心口如一，令出法随，不讲情面。他白跑了100多里路，礼没送成，反而屁股上挨了二十大板。
清官陈宏谋之“买笋长竹”
江宁（南京）城里辞旧祈福的爆竹响得十分热闹，人们正喜气洋洋庆贺年宵。这是乾隆二十四年除夕，江苏巡抚陈宏谋还在为公务奔忙。他一连巡视了城里十几处慈善堂，悉知孤老和弃婴的过年必需品都已安排妥当，才打轿回府。这时，全城已是华灯焕彩、家家酒肉飘香了。
陈宏谋与家人共享团圆宴，有一道佳肴令他满嘴甜脆生香，定睛细看，竟是嫩黄晶亮的鲜笋片。笋片是广西临桂家乡的名菜，他自从告别家乡成为朝廷命官以来，已30多年很少尝到此种美味。他问：“这妙物何处得来？”老管家禀告：“是西郊吴家进献的。吴家还在街上卖了几只鲜笋，每只一两纹银，价格俏得很哩。”陈宏谋听了双眉紧整，一道美食顿时变了味。
原来，这笋的来历与陈宏谋有些关联。两年前，陈宏谋任江苏巡抚之初，便通过访察民情得知苏南平原物阜民丰，所缺唯有竹子。因无竹，百姓只得拿芦苇编织备算簸箕箪箩 ，很费工时，却不耐用。他捎信回乡让前来投靠他读书求学的侄孙雇两名脚夫，从家乡挑来四只南竹蔸，送给一位吴姓老农种在园地里，以期推广。掐指算来今年开始生笋，却被挖作下酒菜，令他好不痛心。
大年初一，陈宏谋择吉时出行。他身着便装，带了几个随从直奔西郊。来到吴家，见门上贴着绿色楹联：“守服三岁易满，思亲百载难忘”，方知吴姓老农去世。老农遗有一子，叫吴小田，才15岁，见来人还以为是吃伤了酒肉要买笋解腻呢。陈宏谋让他领进园地，见四株种竹周边泥土已翻松，地上散落着几片碎笋壳。吴小田说：“年前挖了10只笋，最大的两只敬奉了巡抚老爷，8只卖了换年货。泥里还有20只小笋，想买的话还可以挖。”陈宏谋本要发作，但念这孩子年幼不谙事，强将一股怒火咽回肚里。他说：“地里的笋我全买了。”“当即让随从付笋钱。吴小田捧着20两银子，喜滋滋地问：“几时送笋？”陈宏谋拂袖道：“不必了，我要留笋长竹。”离去时，一个随从训道：“这位就是巡抚陈老爷。陈老爷的笋你可要尽心养成竹，少一片叶子拿你是问！“吴小田望着陈巡抚远去的背影，惊得张着嘴半天合不拢。
第二年将近年关，陈宏谋早早派人将第二批笋再买下来，仍交代留在地里长竹。吴小田得了几十两银子，自然乐意照办。
第三年，四株种竹已衰黄，取而代之的是几十株新竹在风中婆娑摇动。新竹下方，随处可见嫩笋拱动土皮形成的龟背状裂纹。这竹是陈宏谋的笋长的竹，这笋也是陈宏谋的竹生的笋。江宁城里传出了风言冷语，说陈老爷赠种竹买笋子全是阴谋，他略支小本便做成了一桩大生意，往后竹竹笋笋不尽轮回，年年岁岁不知要坐收多少花息红利。还说吴家小子也笨得出奇，卖笋还贴地皮，那园地不知要占到何年何月了。
这时，陈宏谋已接到吏部的调职令，将赴湖南任巡抚。这天，他办完移交手续回到住处，见吴小田候在大门外，连忙唤进屋内赐座。陈宏谋问：“找我何事？”吴小田说：“愿将竹园地权奉送。”陈宏谋呵呵笑道：“你也听信那些流言？自古官如流水民如磐石，土地我带不走，你留着可受用一生。只是那片竹林已成奇货，妒羡者太多，你年少力单恐难守住，不如赠给慈善堂，作为公产受官家监护可得平安。竹长在你地里，交你永久经营，售出种竹、竹材和笋子，获利对半分成。你得一半足可娶妻生子，过上温饱生活；另一半归慈善堂，那些孤老弃婴逢初一十五也幸得开荤打牙祭，这于你于人都是好事。”吴小田听了连声道好。陈宏谋便命人唤来慈善堂主事，3人签立了字契。
陈宏谋离开那天，吴小田大清早怀揣几只笋子赶往码头送行。来送行的还有大小官员和许多百姓，然而全扑了空。原来，陈宏谋不愿搅扰众人，半夜即叫船家起航了，此刻轻舟乘着呼呼的东北风，沿长江已向西南驶去有百里之遥。
主人公简介
亲修皇道免赋税的陆稼书之“庭院二分田”
陆稼书的夫人随同陆稼书离开浙江平湖老家到灵寿县上任。一到住所，夫人就说：“老爷，你看这灵寿县穷山弱土，地瘠民贫，真叫人心寒呀。俗话说：‘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老爷来到这穷乡僻壤，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夫人的问话，引起了陆稼书的不胜感慨。对夫人说：“灵寿县的老百姓祖祖辈辈生息劳作在这里，不畏贫苦，不避艰难。我是朝廷命官，理当同灵寿父老同甘苦、共患难呀！做官为吃穿！那是贪官污吏们想的事情，你我夫妻要为百姓做楷模，男耕女织，克勤克俭。”听得陆稼书这样说，夫人笑了：“老爷，你看看。”说着，她取来纺车。这架纺车，是陆稼书成亲时，夫人娘家的陪嫁，夫人从娘家到婆家，一直用这架纺车纺线织布。真没想到来赴任时，夫人还把这架车从千里之外的老家带来！陆稼书很感动，马上对夫人说：“好！你有纺车纺棉花，我有镐头好种田。”
“种田？老爷做了官，还种什么田？又从哪儿找来田地耕种？”看着夫人不解的样子，陆稼书用手一指屋外的庭院，笑着说：“庭院二分田！”
是啊，县衙门虽说破旧，可庭院宽敞，天井不小，除了屋门前有几棵树，那当院空旷的地可是闲着的。夫人问：“老爷要在这天井里种些什么呀？”陆稼书说：“你看，院里有眼井，浇地不愁用水。我先用镐锨把空地开垦出来，点豆种瓜，自食其力，自得其乐，也省下买菜的花销，一举数得！”
说干就干。一连两三日，趁一早一晚的时光，陆稼书和家人陆清抢镐执锨，在庭院里开起荒来。他们一镐一锨地掘地松土，多少年来硬板板的院地，被主仆二人给翻成熟地，县衙庭院里开出了足有两三分菜地。陆稼书高兴地对陆清说：“好了，眼下就是谷雨节，这里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谚语，节令不等人，你快去附近百姓家找些当地菜子，好来种上。”
陆清答应一声，马上去百姓家找来菜子，什么丝瓜、眉豆、茄子、青椒、韭菜、北瓜、茴香等等，两三分菜地种了个全。
自这年起，灵寿县衙里破天荒地有了菜地，县衙里吃的蔬菜，大都是庭院里长的。本来当地老百姓没有庭院种菜的习惯，经陆稼书一带头，好多人家也都开始在自家庭院里种菜了。远远近近的人们，都知道陆稼书“庭院二分田”的说法，更赞扬他自己种菜，夫人纺线，当官不像官的美德。
亲修皇道免赋税的陆稼书之“亲修皇道”
又是一年，灵寿县先是遭了雹灾，后又遭了涝灾，眼看着老百姓地里收成无几，今年的征粮可怎么办哩？
正在这时，上谕传达下来了，皇上要去五台山朝佛，从京城到正定府，再由正定府经灵寿县去五台山。这一条路线，算是“皇道”。凡皇上御驾经过之处，村要净水泼街，路要黄土垫道。圣旨要沿路官吏抓紧征调民夫，及早修整“皇道”。这道圣谕传到了灵寿，陆稼书眉头一展：有了，趁皇上去五台山朝佛路过之机，当面奏请皇上给百姓免去要征收的钱粮吧。主意一定，陆稼书既不征调民夫，也不传谕百姓整修皇道。听到皇上由正定府出发快到灵寿县境了，陆稼书这才带上夫人和家人陆清，以及所有衙役，一共10多个人，去接驾迎皇上去了。
这要往五台山朝佛的正是康熙皇上。康熙皇上一进入灵寿县境，就见陆稼书只带着十几个人执镐握锨地在修皇道，而且仅用一头小毛驴驮土垫道，不由有些生气，就对陆稼书说：“你征调的民夫在哪儿呢？”陆稼书说：“臣没有征调民夫。”康熙惊奇地问：“你没有接到圣旨？”“接到了。”皇上火了：“那为什么不征调民夫，整修皇道？讲！”陆稼书不慌不忙地说：“不是臣有意违抗圣旨，为臣一是为陛下着想，二是为百姓请命。”
康熙心里觉得奇怪，就问：“不修皇道是为我着想？”
陆稼书说：“皇上，这灵寿县地处深山僻岭，为臣怕的是兴师动众，消息传开，会招来歹徒刺客，万一惊扰了圣驾，为臣担当不起。
康熙点了点头，说：“继续讲。”
陆稼书依旧不慌不忙地说：“皇上，灵寿县原本就地瘠民贫，更加上连年遭灾，今岁先看后涝，赤地荒田，颗粒无收，老百姓啼饥号寒。为臣纵是铁石心肠，也不能见死不救、无动于衷呀！饥民不得温饱，又哪来的力气整修皇道？要国泰，须民安啊！望皇上明察。”
康照环顾了一下四周，但见山秃田荒，树干苗枯，羸牛瘦马，一片荒凉。他知道陆稼书讲的都是实情话，不但火气消了，而且对他的做法还十分赞赏。他故意问陆稼书：“你可知道不修皇道，违抗圣旨，该当何罪？”
陆稼书说：“臣不敢违抗圣命、不修皇道，只是……康熙问：“只是什么？”
“只是没有征调民夫。”
康熙哈哈笑了起来：“就凭你们这十几个人，能修得成吗？”“臣食皇家俸禄，只知尽忠报国。臣自知人手短少、所以……”康熙又笑着问：“所以什么了”
“所以臣把臣妻也带来修皇道了。”
康熙一看，果然有陆稼书的夫人在铲土、垫道。皇上心里更加感动，暗暗想：像陆陇其这样的知县太少了，像这样的人理当大加褒奖、擢升重任的啊！想到这里，康熙有意试试陆稼书的才学，就说：“朕现有一联，你能对得出，就免了你抗旨不遵之罪；对不出，朕就不宽容了。”“请皇上出对。”
康熙笑了笑，用戏谑的口气说道：“皇道荒修，欺君罔上，罪本应诛。”陆稼书随口答道：“忧天佑民，承命悯下，心自得安。
康熙为陆稼书的对答如流从心里唱好！他马上说：“朕的对联只出了半句，下面还有四字：‘朕特赦免’。”
陆稼书接口道：“臣谢皇恩。”
康熙听了，连声夸赞：“对得好！”
陆稼书忙问：“皇上，今年灵寿县百姓要缴的钱粮…
“免！”
陆稼书又追问：“那明年的呢？”
“免！”
“那后年呢？”
“也免”
“臣为灵寿县百姓谢皇上！”
陆稼书同康熙皇上的三问三答，只几句话，就为灵寿县百姓减免了三年的征收钱粮。这消息一传开，灵寿县的老百姓奔走相告，无不感念陆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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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简介
陆稼书（1630年-1692年）,名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清初学者。康照进士，历任知县和行取御史。因为他刚正清廉、机智敢为，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
清官陈宏谋之“无价之宝”
陈宏谋是广西临桂县人，清朝乾隆年间在京城当宰相，权重如山。那时，好多下级官吏想巴结他，企望靠上这棵大树好攀高枝。
有一次，一位广西的官员进京办事，特意到相府拜见陈宏谋。那官员叙谈了一番同乡之谊后，拿出一方雕刻着龙凤图案的精美砚台，十分恭敬地献给陈宏谋。官员介绍说：“这砚台是四大名砚中罕见的珍品，呵之水流，不用添水便可磨墨写字。”他当即向砚台呵一口气，一层细露便凝结在光洁的砚面上，随即又缓缓聚到砚中央，形成一粒珍珠般晶莹的水珠，三口气呵过，那水珠便增至指头般大，可以磨墨写字了。陈宏谋很有兴致地端详着，感到有些稀罕，问道：“这玩意值多少钱？”那官员说：“不过100两纹银吧！”陈宏谋像火烫着似的一怔，吐了口气说：“这么贵呀，不就是能节省一点水吗？”那官员说：“正是独具这点妙处，它才成了珍品。”陈宏谋笑笑说：“京城里的水很便宜，一担水值一文钱，我写一辈子的字，恐怕也耗不了几文钱的水。这砚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于是，他客气地谢绝了下属的馈赠。
那位广西官员碰了一回钉子，仍不甘心，以为宰相爷嫌礼物轻了。
第二次进京时，他带来了一只沉甸甸的木匣子。那官员在相府将匣子打开，里面的金银珠宝交相辉映，把陈宏谋和家人的眼睛都晃花了。那官员将金银珠宝一一展示过，最后拿起一块扁圆的物品说：“这东西叫‘如意龟’，白天它是死的，夜间才活过来。睡觉带着它，可贴身游动，哪里痒它便往哪里搔。更难得的是，它还能驱鬼避邪，保护主人不做噩梦，一夜睡得香甜安稳，实在是一件稀世宝物。”
陈宏谋欣赏着各种珍宝，问道：“你如此破费，不会无所求吧？”那官员说：“只盼相爷提拔。”陈宏谋皱着眉头说：“你找错门了，此处不卖官。”那官员不肯罢休，赔笑道：“我早听闻相爷廉明，今日幸得领教，不胜敬仰。但官太清则受贫，还望相爷给点面子，收下这份薄礼。”陈宏谋说：“薄礼？你说它们到底值多少？”官员说：“也就1000两黄金吧。”陈宏谋说：“我也有一件宝贝，却是无价的。”官员说：“什么宝贝？”陈宏谋十分严肃认真地说：“就是‘不贪’二字，这两字的价值，你能道得尽吗？如果我接受了你的有价之宝，就丧失了我的无价之宝，如此的‘亏本’交易，我划得来吗？”
那官员听了，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收起匣子溜走了。
毛泽东 一代伟人的平凡事之“进农业大学”
1946年春天，毛主席的大儿子岸英从苏联学习归来。这个小伙子身材高大，穿一身蓝色闪亮的条纹装，蛮英俊的。父子久别重逢，毛主席非常高兴。头一天，主席像招待客人一样，做了几样小菜款待儿子。
过了几天，毛主席坐在王家坪院里的槐树下，把岸英招到跟前说：“你吃了不少社会主义的面包，但对中国的事情还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再上一上中国的农业大学吧！”接着，毛主席嘱咐儿子：到乡下去，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
第二天，岸英脱去皮鞋，换上干活穿的硬帮布底鞋。毛主席将自己的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给他穿上。收拾齐全.岸英就背了一斗小米，出发到农村去了。
在乡下，岸英时刻记着父亲的嘱咐，挑粪撒粪从不嫌脏；什么活重，拣什么活干。有时干得起劲，就光着膀子。夏天，日头把他的脊梁上晒得脱了几层皮，但他从不叫苦，也不偷闲。真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意志坚！没有多久，地里的耕、耧、锄、耙、榜等活，他样样都学会了。
当岸英回来汇报他的学习成绩的时候，毛主席打量着儿子健康结实的样子，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他又看了看儿子的双手，手上打的血泡已结了厚厚的茧子，便笑着说：“这就是你的毕业证书。”
岸英回来不几天，就被分配到杨家岭工作。在工作中，他还是经常参加体力劳动。那里正在盖房子，他得空就去工地上，和泥巴、扛木料，见活就干，还单挑重活。哪根木头重，他就去扛哪根。人人见了都说：“这真是个好青年。
毛泽东 一代伟人的平凡事之“遵守制度”
一天，毛主席到延安中央医院特别病室探访120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登上一座很高的山，便到了一排开在山顶上的窑洞。
他熟悉地走进一个窑洞，看到关政委躺在床上。热情地握手之后，他们便轻声交谈起来。
突然窑洞的门被轻轻推开了。走进一个女护士，她看着这个客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同志，很对不起，病人需要安静，医生吩咐过了，不能会客。
毛主席笑了笑，点着头说：“啊，对不住，我原来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说着便站了起来，安慰了病人告别了。关政委望着护士笑起来。在护士办公室里，毛主席和刚才那位护士谈着话：“你叫什么名字？
小同志多大了？”
“人家都叫我小刘，今年16岁，请坐吧，同志！”
毛主席又询问到护士工作，生活情形，伙食改善得怎样，业务学习是怎样规定的，等等。最后他又仔细地反复问到关政委最近的病况，小刘的答复是关政委的病势严重。
毛主席走后，小刘又轻轻地来到关政委的病室——因为她是关政委的特别护士。推门进来，关政委对她笑了：“小刘同志，干的好事情啊！你知道刚才来的是谁吗？”
“不知道，外头有一个警卫员，反正也是首长，但不管是谁，我是按照医生的吩咐，禁止客人来打扰你。”
“好呀！但你不知道那就是毛主席！”
“啊！毛主席？”她瞪着眼睛，张着嘴巴叫起来，毛主席这样严格遵守制度，又那样和气……”她自言自语说。
以后她便把第一次遇见毛主席的故事，告诉了很多同志。
刘少奇 一卷票子
周恩来 一个普通党员
1935年6月底，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走过了荒凉无际的大草地，来到四川省西部两河口一带休整。
部队驻扎下来以后，红军总部机关的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改选了支部，接着就要改选党小组长。当时，和周恩来同志在一个党小组里的，除其他中央首长和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外，还有一个跟随周恩来同志一起长征的警卫员，叫魏国禄。经过改选，大家一致选举魏国禄为新的党小组长，魏国禄同志听说选了自己担任党小组长，心里很着急：小组长就要领导整个小组。可是，在我们小组里都是中央首长，周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自己是他的警卫员，怎样去领导他呢？周恩来同志发觉了魏国禄的思想情况，便来到他身边非常亲切地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
周恩来同志的话中充满了对魏国禄的信任。周恩来同志边说边招呼党小组的其他党员坐下，要求大家帮着出出主意：怎样搞好党小组工作？就在这个会议上，大家不仅一致通过了要定期进行组织生活的决定，而且还认真讨论了党小组今后的任务。周恩来同志积极地发表意见，他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小组应当保证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走到抗日的最前线去。因此，在行军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大家都一致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意见。
部队经过休整，又从两河口出发了。行军途中，周恩来同志工作非常繁忙，为了革命事业日夜操劳。白天，他要处理军务，晚上要批阅文件、开会研究作战方案等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要挤时间读书。魏国禄同志见周恩来同志这样忙，真为他的身体担心、焦急。他再也不忍心去分散周恩来同志的精力。所以，有一次过组织生活，魏国禄同志就有意地没去通知周恩来同志。可是，周恩来同志的记忆力非常惊人，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他却记着今天要开党小组会议。周恩来同志想，组长为啥不来通知开会呢？大家选举了魏国禄同志担任小组长，那就不要给他压担子，还要协助他把担子挑起来。今天，他虽没来通知我，但我是一个党员，有责任去提醒他。于是，周恩来同志找来魏国禄同志，问他说：“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呢？”魏同禄同志回答说：“看到首长很忙，没有通知您。”
周恩来同志听完这番话，脸上顿时严肃起来：“唉，那怎么能行，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是你的不对。”然后，他又用很亲切的口吻对魏国禄同志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一定要通知我啊。”一番话说得魏国禄心中热乎乎的，不由得想起了半年前的一件事……
1934年底，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宣传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大肆破坏，老百姓的粮食被抢的抢、烧的烧，连舂米的水磨和石臼都毁掉了。敌人妄想这样一来就可以饿死我们长征的红军。但是，我们红军与老百姓血水相依。部队一到驻地，老白姓还是送来了稻谷。稻谷有壳就不能吃。长征途中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饱餐过一顿，眼看有了粮食还不能吃，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把谷壳去掉。这时，周恩来同志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两片瓦来搓稻谷脱壳。于是，他决定每个战士搓出够吃三顿的米来。魏国禄同志想，周恩来同志这样忙，他的搓谷任务应由警卫班包了，但当他到后勤部门去领谷时，后勤部门的同志讲：周恩来同志早把稻谷领去了。魏国禄同志赶到周恩来同志办公的地方，只见他坐在小凳上，正在手捧瓦片非常认真地搓谷。这时，魏国禄同志上前要把谷箩端走：“首长，这点谷我们警卫战士一分，很快就完成了。”周恩来同志不让魏国禄同志把谷萝拿走。他反问魏国禄同志；“为什么？”魏国禄同志说：“您是首长，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周恩来同志说：“正因为我是首长，更应当搓哩。我提出让大家动手搓谷，自己怎么能不搓呢？”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处处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党员，而这样的党员，又是何等地不普通啊！
红军到达抗日前线陕北根据地以后，周恩来同志又特别繁忙，有的送来行军总结，有的送来下阶段工作的请示报告，他都要一一处理。这天深夜十一点钟，魏国禄同志来到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他看到周恩来同志忙得分不开身，就没有进去惊动他。魏国禄同志进来做什么呢？原来，又该缴党费了，魏国禄同志准备把小组里的党费汇集起来，明天一早就交给党支部书记康克清同志。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想到周恩来同志为国家大事忙得抽不出空来，就代他缴了五分钱，然后把钱款核实一下锁进小铁匣里。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拿着五分钱向魏国禄跟前走来：“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缴吧？”魏国禄同志说：“已经缴了，我代首长缴了五分钱。”“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缴呢？”“首长集中精力搞军政大事，我们代缴还不是一样吗？”“军政大事重要，缴党费也重要，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周恩来同志说完，把五分钱放到魏国禄同志手中，然后就走了。
魏国禄同志手捧五分钱，眼望着周恩来同志的身影，心里激动万分。五分钱虽小，但周恩来同志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党的普通战士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和教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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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红色的品格之“总司令的‘家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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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 一枝一叶总关情
主人公简介
郑板桥（1693年-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中进士。官至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
朱德 红色的品格之“我党不兴送礼这一套”
1941年春天，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到南泥湾开荒种地。那里山深林密，野兽成群。当时，教导队组织起一个打猎队，打了不少野猪和豹子。
一天，朱德同志到教导队来视察。他看到院内挂着的豹子皮，摸了摸，连连说：“好皮子！好皮子！”并关切地向他们询问队里打猎的情况。大家听说总司令铺的、盖的都很单薄，就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总司令。朱德同志连忙说：
“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进啥子贡嘛？我们党是不兴送礼这一套的。”
朱德 红色的品格之“最后一次党费”
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西三楼展厅，陈列着一张两万多元的存款单。
这是朱德同志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康大姐按朱德同志生前嘱托，全部交给了党。
朱德同志逝世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只有两万存款，这笔款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子孙们，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他还说，子女们应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受金钱和物质享受，让他们接受钱则害了他们。朱老总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谓大矣，但他从不居功自恃，从不要求组织对自己和子女有什么照顾。相反，他把自己看成普通党员，甘做人民的公仆，他经常对孩子们讲：
“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接班人！”
“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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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 几个廉政故事
1957年，董老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有花园有水池，很气派。他的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董老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
一天晚上，董老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稍作停顿后，他更深沉地说道：“这二呢？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
1958年初春的一天晚饭时，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不好的吃饭习惯。吃饭时，董楚青急于扒饭，三扒两赶地吃完了，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小楚青丢碗就想跑，结果被董老叫住。“你看看，你看看。”董老连连说道。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饭粒，默不作声。一生惯读诗书的董老马上联想起古老的“锄禾日当午”诗句，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丢啊。”接着又严肃地说：“拣起来吃了。”此后，女儿楚青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1964年春，董老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准租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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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布衣元帅二、三事之“不追求名位”
彭德怀戎马一生，战功卓著，是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勇将。进入和平时期，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堪称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
1949年冬，西北军区开会。会场东墙上挂了马、恩、列、斯画像，西墙上挂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的画像。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来到会场，立即叫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画像取下来。他说：“怎么能把我的像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像挂在一起呢？我们要把功劳记在党和人民的功劳簿上。”
1958年，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成立人民公社时，打算以领导过平江起义的彭德怀和黄公略的名字命名公社，彭德怀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能用个人名字命名，更不能用我的名字！对此中央早就有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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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布衣元帅二、三事之“不脱离群众”
1956年夏天，彭德怀穿便衣到北海公园游园。但公园的园门却挂了一块“休息”的大牌子。正迟疑间，他被迎进了门。原来是警卫部门为了彭德怀的安全，决定“闭园接待首长”。彭德怀进了公园发现没有游人，问清情况后大怒，厉声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就是叫我们脱离群众！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绝对不能有！”随即，他扭过头边走边说：“我以后再也不去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们的娘！”
按规定，彭德怀到外地视察可以挂公务列车，在铁道线上随走随停。他却多次提出买普通客票和老百姓同坐火车。有一次去鞍山，因为没有按他的吩咐买客票而挂了公务列车，他还发了脾气，责备办公室主任说：“你们就是不爱接近老百姓，难道不怕脱离群众？今后再这样，当心我撤你的职！”
刘伯承 不能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之“领导者更不能例外”
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纸张很缺乏，甚至印小学生课本都没有好纸。那个时期出版的书，很多都是用“更生纸”印的，质地粗糙而发黄。
当时，部队同志在杭州编写条令教材，需要很多纸张。刘伯承司令员考虑到国家的困难，要替国分忧。管理部门虽然提出，通过正当渠道能搞到好纸，保证编写人员的需要，但刘司令员仍提出一项严格要求：除最后定稿本以外，一律使用更生纸，谁也不准例外。
刘伯承司令员眼睛负过伤，视力不好，每天要亲自审查几万字稿子，而且要逐字逐句推敲修改，更生纸看起来比较吃力。同志们为了关心首长的身体，送给他的审校本都用好纸印。刘伯承司令员发现后叫秘书统统退回去，并在稿本上批注：
“为什么我就应该特殊！让我带头破坏我的规定，这不是关心我！”口气是很严厉的，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要害。这样一来，很快就刹住了使用好纸的风气。
秘书生怕累坏首长的眼睛，从管理局要些普通的但比更生纸好些、白些的稿纸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让他使用。刘伯承司令员非常敏感，一眼就看出了向题。他把秘书找来，严肃地指出：“……如果因为我是司令员就可以随便使用好纸，那就等于自动撤销了我的命令。一个领导者要想坚决贯彻他的命令，绝不能有什么例外，要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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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一代伟人的平凡事之“老太太对得很”
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晋绥边区，有一次，一支部队冬天行军。到黑夜宿营的时候，走进了一个小村子。这时，老百姓都已经睡下了。有一位团长，亲自去号房子。他站在一家门口，敲了一阵门，里面只管应声，不见有人出来：房东是个老太太，因为穿衣慢，出来得迟了。老太太开了门，见号房子的还跟着警卫员，知道是一位八路军的官长，心里挺高兴。
可是，这位团长嫌老太太出来得慢了，开口就说：“为什么敲门不开？快给腾房子！”
老太太是很了解八路军的，自然不满意团长的话。她说道：“呵！你这当官的就这样说话吗？
“咳！你别废话，我们走了一天了，快去腾房子！”
老太太也生气起来，用严正的口吻向团长说：“哼！越这样，我就越不给你腾！我没见过八路军像你这样子的！”
于是，团长跟老太太争吵起来。“砰”的一声，老太太把门关上了。
她让这位团长足足冻了两个钟头，然后才让他进屋。
团长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去请求处理。人们听了这件事以后，说法不一，有的说：这是老太太不对，团长态度不好是另一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挨冻啊！
后来，这件事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说：“老太太的这个做法对得很。因为她知道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才严格地教训我们；如果是军阀的军队，她就不敢了。这是老百姓政治觉悟提高的表现，有什么不对呢？”
毛主席作了这个结论以后，团长认识到自己是错了，他检查自己说：“我先前总以为，我辛辛苦苦为群众办事，她开个门还慢吞吞地，又那么厉害……我竟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呀！向群众乱发脾气，这不是国民党的习气吗！
彭德怀 布衣元帅二、三事之“不贪图享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干部进了城渐渐滋生了享乐思想。彭德怀一旦发现这类人和事，都不留情面地狠狠批评。而对自己要求更严。1952年元旦，彭德怀在朝鲜志愿军领导机关大会上讲话说：“我和警卫员开了个会，讨论了我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再做一些节约，我吸烟一个月要12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一年要144万元，如果我还能为党工作20年，那就可以节约两三千万元，我决定戒烟，棉衣也可以再穿一冬。我为革命事业贡献不多，应当尽量节约，给人民积累一些财富，这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可。”从此，他真的戒了烟。彭德怀的衣食住行很俭朴。北京解放初期，彭德怀穿着一身粗布棉衣去开会，被某大机关的门卫挡驾，费了一番口舌才得以入门。供给标准以内的东西，他尽量少领或干脆不领。战友、下属送来的礼品，他一律坚持不收，实在推却不了的，就折成钱款还给送礼者。
刘伯承 不能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
1959年，刘伯承司令员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按规定，国防部行政经济管理局准备给他换辆“大红旗”轿车。刘伯承得知后，专门告诉办公室主任，不准换车。他说：“现在坐的‘吉姆’车已经很好啦，没有必要再换‘大红旗’轿车。在这些问题上，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久，刘司令员便去杭州开会。他的“吉姆”牌车送厂翻修，直到他返京前，车子还未修好。办公室主任考虑到这种情况，认为首长的车既然送厂，找管理局要一辆“红旗”牌车，看来也是无可非议的。于是便派人去找管理局交涉，开回一辆“大红旗”。司令员从外地回来那天，办公室主任便高高兴兴地坐上这辆“大红旗”去西郊机场接首长。刘伯承走出机舱，一眼就看到了停在机前的“大红旗”。二话没说，用严厉的目光逼视着办公室主任，直截了当地问：“这辆车是来接谁的？”
还未等主任回答，他就发觉车里坐着的司机，正是跟随他多年的老司机王佐，便气愤地补充说：“原来是给我要来的！不出所料！”
主任开口解释说：“因为首长的‘吉姆’车送厂修理，才要这辆车的。”
刘司令员立刻反问：“谁叫你们要的？!我的车送厂了你可以从空司汽车队派个别的车嘛，我认为没车不是理由。”
他口气比刚才稍微缓和一些，问主任：“你说呢？”主任呆立在那里，无言以对。
刘司令员一向反对那种“房子越住越宽、汽车越坐越讲究、家具越来越漂亮”的追求享受和待遇的庸俗作法。他对那些不兢兢业业干工作，一味追求特权享受的人是很反感的。他严肃地批评主任：“你擅自要车是错误的。你一点也不爱护首长。你不要以为我会表扬你。不！我要批评你。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你想过没有？一个领导者应该带出一种什么作风？”刘司令员就是这样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这次换车本是一件小事，看来也并不过分。但是他经常告诫同志们说：“千万别忽视这类‘小事’，古人有许多名言，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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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不能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之“同志哥，别小看这几斤猪肉”
这是1961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一件令人难忘的事。
有一次，刘伯承在外地编写条令时，一天秘书给刘伯承送文件，正赶上他在语重心长地严厉批评一位将军。
他说，“……你管这里要猪肉，想带回北京。这件事影响很坏，人家有反映！同志哥，可别小看这几斤猪肉啊！……难道非吃它不可吗？!现在国家很困难，毛主席、周总理、中央首长都和全国人民一样，节衣缩食，每餐只吃两个素菜，给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使我们从心里敬佩。你想过没有，这几斤猪肉会造成什么损失！你作为一个领导者，怎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呢！几斤猪肉事小！而影响事大呀！……不知你听说没有，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把状都告到我这里来啦！怎么办？”
这位将军开始还不以为然，心想：“几斤猪肉，是个不足挂齿的小事，何须如此小题大作，这不是借题发挥成心整人嘛！有些抵触情绪，坐在那里狠狠地抽烟，不吭气，不表态”。后来经刘司令员认真严肃的批评，才有所震动，他说：
“既然有这么大影响，我不要就算了。”
刘伯承对他的答复很不满意，他说：“同志哥，你想得未免太简单了。猪肉可以退回去，可影响并没有挽回来。我看，不仅要退肉，还要认真检讨才能挽回影响。
将军的脸涨红了，觉得太过分了，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但他又不敢正面顶撞，只好敷衍支吾地说：“司令员，我看不必了吧，那样好.......”
刘伯承一眼就看透了他爱面子怕丢人的心理状态，马上补充说：“同志哥呀，这样支吾塘塞过去，才会真丢面子的，检讨没什么可怕，毛主席不是说像洗脸一样吗，检讨才能真正挽回面子。一个领导者的自我批评从来都会树立威信，而不会失掉威信。
这位将军想通了，听了刘伯承司令员的话，做了深刻的检讨，从而在群众中挽回了影响，树立了威信。
后来，那个曾经满肚子气去“告状”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老红军到底不一样。对这么几斤猪肉都能如此严肃对待，认真检讨，使我深受教育，我一定好好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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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以自束”的元帅 陈毅
陈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和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他曾任新四军代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立下了赫赫战功。
建国后，陈毅元帅无论是担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职务在不断地变动，但他始终谦虚自律、廉洁奉公。
陈毅出任刚刚解放的上海市市长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造成的破坏，上海人民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陈毅在大会上动员说：“要靠我们党员干部自己首先紧缩，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来克服困难。”在敌特企图刺杀他的情况下，他将自己的警卫人员从16名减为6名，他还带头到机关食堂吃大灶，为各级领导做出了表率；他的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大孩子穿过了，小孩子接着穿，连夫人张茜穿的也是带补丁的衬衣和袜子。张茜患病住院时，因为衣服上有补丁，医护人员都没有想到她竟是市长夫人。在陈毅带领下，上海驻军仅一个月就省下20万石军粮，大大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的工业生产、人民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1959年，陈毅回到四川老家省亲，正巧老家新建的一座石桥竣工，乡亲们想把这座石桥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得知后立即阻止，他诚恳地说：“我陈毅算老几？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
陈毅的父母回四川安家时，陈毅向工作人员交代了三条注意事项：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四川省委；二、为两位老人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当地政府要房子；三、两位老人安家的事要自己解决。工作人员按照陈毅的“约法三章”操办了此事，陈毅表示满意。创作于60年代初的话剧《东进序曲》，反映的是抗日战争中，陈毅所部挺进苏北，巧妙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开辟新根据地的史实。剧中有一句台词是：“陈毅真有大将风度。”陈毅应邀观看了《东进序曲》，认为这句台词不妥，他对有关的文化部门的领导说：“你怎么能让剧本写出这样的话呢？你让我陈毅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请你和作者商量一下，一定要把这句台词改掉。”事隔几天后，他又找到那位领导说：“《东进序曲》中，从始至终都不要提陈毅的名字。”
陈毅喜欢作诗，革命战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的不少诗作都涉及到反腐倡廉的内容，如在《感事书怀·五古》中，他写道：“吁嗟我与汝，沧海之一粟。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六十三岁生日述怀》中，有这样两句：“个人太渺小，党群才万能。”《七古·手莫伸》更是振聋发聩：“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陈毅元帅的这些诗句，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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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 赔碗
1937年腊月，贺老总、关政委率领红二方面军从富平庄里镇移驻同官县的陈炉镇。陈炉镇是耀瓷产地，部队进驻后，立即把方圆几十里的土匪收拾得一干二净，救济贫民，恢复瓷业，深受民众称颂。
有一天，勤务兵把贺老总的战马拉出来溜。那战马跑惯了羊肠小道，不习惯走镇上用瓷器碎片铺成的路面，只听一声长啸，挣脱僵绳，放开蹄子撒起欢来。马在前头跑，勤务兵在后头撵。不大功夫，那战马闯进了赵家的瓷场，一个窑工搞着一板老碗刚从窑中出来，人正走哩，马把碗板撞了一下，二十几个老碗当下给打得稀巴烂。撵马的勤务兵到跟前一看，闯大祸啦！赶紧给人家回话，还掏出几块铜元给人家赔碗钱。可是推来让去，赵家的窑工硬是不收。勤务兵只好拉着马回到住处，把这事给贺老总说了。贺老总一听，放下正在看的文件，和勤务兵相跟着来到瓷窑上，窑工们正忙着出窑哩，一看贺老总来啦，“哗”的一下全围上来。勤务兵当着大家的面说：“贺老总是来赔老碗的。”挤在人群里的赵家掌柜的一听这话，死活都不叫赔，说：“几个老碗嘛，打了就算啦！老总那么忙，快坐下歇歇。”贺老总坐在一块红砖上，和大伙拉起了家常。他询问窑工们的生活，关心瓷器生产，还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拉了两个多钟头，才挥手向大伙告别。
第二天早上，大伙发现瓷窑的碗板上；放着二十个铜元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句顺口溜：
我的马碰碎大老碗，留言给大伙道个歉。一十个铜元当碗钱，每人一个做纪念。
据说现在陈炉镇还有人保存着当年贺老总给赔的铜元，赵家还把那张纸条收藏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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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分明的大将 粟裕之“主动取消警卫”
到北京后，警卫处从粟裕大将的安全出发，派来一个警卫班（12人）。开始，他没有说什么。时间长了，他多次提出：“警卫班的人太多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警卫处不同意，说这是上面的规定，又不是他一个人有警卫班，安全要紧。就把这个问题搁下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粟裕又把问题重新提出来。他说： 各总部都在搞精简整编，我不带头谁带头。不论警卫处同意与否，反正警卫班不能要那么多人。” 警卫处只好将警卫班的人减去一半。过了几个月，他还是嫌人多，说还要再减两个。几经减员，最后只剩两个人。大家认为，这下不会再减了，减少了，连一个开门关门的也没有了。谁知，仅剩的两个人，也没呆多久，又减走了。 粟裕说：“无人开关门有什么不好办，每人配一把钥匙带在身上，进进出出自己开自己关，问题不就解决了。” 以后，就是按照他这个意见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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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分明的大将 粟裕之“他不换新车”
粟裕坐车从不讲究，公家给他配什么，他就坐什么，不挑不拣，不提什么要求。配差一点没有什么意见，配好一点，他的意见就来了。他当总参谋长时，有关部门想给他换车。他说：
“为什么要换呢？官大了，就应该坐更好的车子吗？这是什么思想？”
车子没有换成，还挨了一顿批。
按规定，他外出可以挂公务车，可是他总是不许挂。
一次，秘书为他挂了公务车，他硬是叫退了。为了体验生活，他乘过公共汽车，坐过三轮车。
同志们对他说，这样太不安全了。
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人家外国总理夹起公文包坐公共汽车上班。怎么，我们就不行，难道，我们的身体就比人家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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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分明的大将 粟裕之“公私分明”
粟裕在公私问题上，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分得一清二楚。1955年以前，过的是供给制生活，他吃的伙食费可以拿到公家报销。他怕超支了，多报销，占公家便宜，一再关照我们，报销前一定要让审查一下。否则，不能拿去报销。即使超支一点，也不准拿到公家报销。他从未用公款请过一次客，送过一次礼。要请，自己掏腰包。志愿军回国，有的领导到了北京，为了迎接他们胜利归国，在西单鸿宾楼请了他们的客，就是一例。他是一个慷慨大方、富于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凡是到过他家的人都知道，遇上吃饭的时候，他都要把客人留住吃饭。这样客人只好不走了，和他一块吃饭后才离去。他下去视察工作，住招待所，都要督促我们替他交粮票和伙食费。他离开住所时怕我们忘记交粮票和伙食费，还要问一问交了没有。他的夫人楚青同志在全国合作总社工作时，离家比较远，上下班很不方便，从不叫驾驶员用他的车送她上下班。楚青同志自己也比较自觉，上下班都是乘坐公共汽车。
粟裕大将是当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戎马一生，打了许多大仗、恶仗、硬仗、胜仗，战功赫赫。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不向党伸手要这要那，不贪图安逸享受。相反，一直是处处、事事、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他不为名，不为利，一生为革命，一切为革命。想到的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心中惟独没有他自己。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私者，活着时无私，离开人间时还是无私，不愿去占八宝山一席之地，而是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战斗过的祖国大地上，和同他一起战斗过牺牲的烈士们在一起。这是何等高尚的品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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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之“重调查爱写文章”
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既有秘书，也有通讯干事，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写作。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笔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长篇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拟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 焦裕禄写稿文风朴实，注重用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 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尉氏县大营区区长时，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干起活来比有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他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自己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呢！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依然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他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 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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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之“清正廉洁品德高”
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弹精竭虑，劳苦功高。他始终谋的是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没有为自己谋过一点私利。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好处不要，递到手上的东西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春节，因连年灾害，兰考的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买肉，这是特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
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
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1斤左右。城关镇渔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回家后，问清了鱼的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渔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就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
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3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别说我身上穿的袄了，就是咱那床几十个补丁的旧被子，也没让你少做针线活。可是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徐俊雅知道说不动丈夫，就怜爱地叹口气道：“你呀！”还是把棉花票退回了救灾办公室。
申纪兰 清风两袖之“哪能先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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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1929年12月29日至2020年6月28日）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来，申纪兰忠实实践“三个代表”，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廉洁从政的一面旗子。
申纪兰 清风两袖之“我就不这样！”
西沟村找申纪兰办事、解决难题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敢找申纪兰走后门。可是外地人不了解申纪兰，有人愣是要往钉子上碰。铁合金厂刚建成那阵子，产品热销，供不应求，有人找申纪兰，一下子要买1200吨，说是每吨要给几十元好处费。申纪兰说：“一斤也不能卖给你，我从来不跟捣鬼的人打交道。”铁合金厂进了某厂的一批铜瓦，为了巩固业务关系，铜瓦厂派人悄悄给她送来几百元钱，说是让她补补身体，申纪兰说：“我吃了一辈子五谷杂粮，身体蛮好，不需要补养。你的钱快拿回去，不然还得我花时间往纪检委交。”南方一个推销员来找申纪兰推销铜钱，进门就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了她，申纪兰打开一看，是一杳子钱，便说：“这是干啥？”那人说：“好处费。”纪兰说：“为啥给我好处费？”那人说：“现在都这样。”纪兰说：“我就不这样！”说完又把钱塞给了那人，并给那人讲了一番做人的道理，最后用比市场上低40%的价格为厂里进了一批铜钱。十几天后，申纪兰收到一封信。那位推销员在信中写道：“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但你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去年，申纪兰把自己获得的全国“保护母亲河”波斯登奖2万元人民币捐给村里的打井工程。西沟村小学危房改造时，她又筹了1000元捐给了村小学的危房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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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1929年12月29日至2020年6月28日）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来，申纪兰忠实实践“三个代表”，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廉洁从政的一面旗子。
申纪兰 清风两袖之“我归西沟村”
申纪兰是老劳模，知名度高。有人说她的名字是一笔很有开发价值的无形资产，因此，要高薪聘请她做“名誉顾问”，当“董事长”，但她一概婉言谢绝。有人要和她合股办企业，用她的名字命名企业，以她享有一定的股权做回报。她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我名字的所有权归西沟村，股权也应归西沟村。”就这样，“纪兰安泰饮料公司”在西沟建成了。
如今西沟人逐步富裕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盖起了漂亮的楼房，配备了时髦的家具，用上了现代化的家用电器，而申纪兰仍然住在当年学大寨时集体修建的三间旧瓦房里。房子又窄又矮，里面有一个砖砌的土坑，一个长长的粮柜，两个早已用旧了的木箱和几个供客人坐的木椅、板凳。小屋最珍贵、最生辉的，就是墙上挂着的申纪兰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和她参加全国和世界各种会议、活动的照片。记者发现屋顶有漏水的痕迹，提出这房顶该修了，申纪兰却说：“等村里群众的房子都修好了，再考虑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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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1929年12月29日至2020年6月28日）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来，申纪兰忠实实践“三个代表”，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廉洁从政的一面旗子。
焦裕禄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之“听建议始让拍照”
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但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的典型镜头。
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就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同志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了吗？”
焦裕禄听刘俊生说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
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叉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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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荣 百姓敬佩的女书记之“改善环境”
村内稳定后，张秀荣开始把心思转到了村政事业建设上。由于小屯村经济基础薄弱，多年来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给村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秀荣带领班子成员，夜以继日，一方面请专家设计施工方案，一方面筹集资金，经多方努力，一条平整的街道终于展现在村民面前。在此基础上，村委会又先后投资100余万元，完成了村内4600平方米的街道硬化任务，将4500平方米的进村公路铺上了柏油，完成了200米的排水管道铺设等工程。同时，村内还种植草坪300平方米，栽植花卉2000株，植树15000棵。如今的小屯村条条街道宽敞笔直，松柏成行，护栏相拥，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东兴新跃新型材料厂、北京洗涤厂、通力达福利纸业有限公司纷纷在小屯村落户，不仅为村里带来了收入，同时也解决了村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2003年，小屯村人均收入达到了6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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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荣 百姓敬佩的女书记之“治理水荒”
“水”是生活的源泉，“水”是农业的命脉。以前，由于小屯村经济基础薄弱，水井少，造成村民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非常困难。地里的果树浇不上水，果实干得直往下掉，村民们眼巴巴地瞅着到手的果实，白白地扔在地里。性急的张秀荣看到这一切，嘴唇肿起了大燎泡。再也不能听天由命了，她“铁”下心，解决村里的用水问题。
打井需要钱，可村集体没有钱，怎么办？张秀荣在班子会上来了个“总动员”，一方面带领村干部实地调查，一方面四处筹措资金。为了工作方便，她还借来了儿子的摩托车。一次，她到镇办的一家企业寻求帮助，厂长明明就在办公室，但却说到市里开会，将她拒之门外。面对这种境地，张秀荣并没有放弃，硬是在厂长办公室门口等了整整一天，最后那个企业的厂长被张秀荣的精神感动了，破例为村里提供了一万元的赞助费，并感慨道：“如果农村的支部书记都像您这样，还有什么工作干不好呢？”
由于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加上饮食不定，那段时间张秀荣被累垮了，医生再三嘱咐她需要卧床休息，可她仍一直坚持每天到施工现场，直到工程完工。2000年2月，投资8万元的一口深水井交付使用，解决了全村百姓的燃眉之急。
村内稳定后，张秀荣开始把心思转到了村政事业建设上。由于小屯村经济基础薄弱，多年来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给村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秀荣带领班子成员，夜以继日，一方面请专家设计施工方案，一方面筹集资金，经多方努力，一条平整的街道终于展现在村民面前。在此基础上，村委会又先后投资100余万元，完成了村内4600平方米的街道硬化任务，将4500平方米的进村公路铺上了柏油，完成了200米的排水管道铺设等工程。同时，村内还种植草坪300平方米，栽植花卉2000株，植树15000棵。如今的小屯村条条街道宽敞笔直，松柏成行，护栏相拥，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东兴新跃新型材料厂、北京洗涤厂、通力达福利纸业有限公司纷纷在小屯村落户，不仅为村里带来了收入，同时也解决了村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2003年，小屯村人均收入达到了6100元。
张秀荣 百姓敬佩的女书记之“不负众望”
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张秀荣带领村党支部一班人还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在村里先后建起了党员活动室、文明市民学校和健身场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了村民的综合素质。原来打架斗殴的，邻里闹矛盾、上访告状的没有了，形成了户户争做环境示范户、文明十星户的良好局面。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小屯村多次获得环境整治示范村，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张秀荣本人也连续多次被评选为区、镇优秀共产党员、区党代表和人大代表。
张秀荣 百姓敬佩的女书记之“初战告捷”
在西集镇小屯村，提起村党支部书记张秀荣，大伙儿都会竖起大拇指：“别看人家是女书记，可真了不起！”
1982年2月，张秀荣接过来的不但是一个全镇有名的困难村，而且还是一个民心涣散的烂摊子。尽管党委相信，党员信任，但当时村民却对这个新上任的女书记没抱多大希望，有的只是议论和猜测：“女人当家纯粹是瞎捣乱，看她能管成啥样？”“咳，那不是逞能吗！这回有好戏看喽！面对村民的闲言碎语，张秀荣也曾有过犹豫，但她想的更多的还是镇党委和全村党员对她的信任。既然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旗下曾经宣誓过，怎么能遇到一点点挫折就退缩呢？她“铁”下心，再难，我也要当好这个支部书记。
以前小屯村由于村干部及后勤人员较多，各项管理比较混乱，村民们意见很大，甚至经常有人上访告状。张秀荣上任后，她瞄准这一切入点，大刀阔斧地对干部和后勤人员进行了精简，两委班子及后勤人员由原来的10人减到4人，同时制定了《小屯村干部工作守则》、《小屯村干部廉政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将这些制度张榜上墙，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对于这些，个别村干部开始不理解，私下里发牢骚：“这些条条框框就会掐制别人？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她要能适应才怪呢！”面对各种议论，张秀荣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个样让他们看看。于是，她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单位，最晚一个离开单位。
她严格坚持议事程序，凡属于村民关心、关注的问题，都要事先召开两委班子会、党员会和村民代表会，广泛听取意见。特别对村里的各项开支，做到完全公开。一段时间过去了，村干部在张秀荣的影响和带动下，怨言没有了，作风转变了，以前那种上班迟到、早退、公款吃喝的现象被杜绝了，人浮于事的现象消失了。群众上访告状的没有了，干群关系融治了。村民们从新班子的行动上看到了小屯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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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 心中永远装着老百姓
孔繁森（1944年-1994年）,聊城市堂邑五里墩村人。1979年4月，任西藏自治区岗巴县县委副书记，历时3年之久。1988年，任拉萨市副市长。1992年12月，任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行程8万多公里，跑遍了全区106个乡中的98个，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寻求阿里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振兴之路。1994年11月，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当时在拉萨任副市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3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哭喊着扑到他的怀里。孔繁森抚慰着3个孩子：“党，就是你们的亲人。一定会让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要送你们上学。”他嘱咐当地干部务必要安置好这3个孩子。孔繁森紧张地忙于救灾，也一直牵挂着3个孩子。不久，他再次来到羊日岗乡，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这3个孤儿的责任。
一个人孤身在外，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晚上，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回到家，先要给孩子们做好饭菜，然后再教他们读书认字。夜里，就和孩子们挤在同一张床上。那时，曲尼12岁，曲印7岁，贡桑只有5岁，睡觉时经常把尿床，他就不厌其烦地换洗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总要带孩子们去商店、逛公园，给他们买衣物，陪他们玩，就像对待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一天深夜，曲印突然肚子疼得“唉哟，唉哟”叫个不停。孔繁森从睡梦中被吵醒，他爬起来给曲印吃了药，可还是不行。孔繁森着急了，背起孩子直奔医院，整整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疲惫不堪地回来。
尽管孔繁森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每次下乡，他总要把钱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有时连交伙食费的钱都不够了。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过去他一个人，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可他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
1993年春的一天，孔繁森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
护士看着他那已经斑白的鬓角，婉言劝道：“您这么大年纪了，不适合献血。”孔繁森连忙恳求道：“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护士见孔繁森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他的请求。殷红的鲜血，从孔繁森的体内缓缓流进针管。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鲜血，是从一位日夜操劳的领导干部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里，有个叫琼宗的老人，至今保存着孔繁森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老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发现老人的鞋子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便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又托人给老人送去了一双新棉鞋。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半导体收音机。接过孔繁森自己掏钱买的收音机，老人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叫旺姆的老人激动地对孔繁森说：“还是新社会好哇！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像您这样的崩布拉（当官的）连见都见不到呀！”离开敬老院时，老人们自动站成一排，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
有一次，孔繁森到拉萨市林周县阿朗乡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走进一个房间，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爸的脚因烫伤溃烂发炎了，便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为老人擦洗涂药，然后用纱布把脚裹好，还把自己穿的灰色风衣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临走时，他又掏出身上仅有的30多块钱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口中不住地念叨：“活菩萨，活菩萨！”孔繁森在阿里工作时，一天，他到噶尔县门士区检查工作，看到草滩上有几间土坯房，听说那儿住着两位孤寡老人，便走了过去。他推开门借着火塘的光亮，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阿妈啦，党派我看您老人家来了！”说着，他随手摸了摸放在地上的口袋，糟粑不多了；又摇了摇一旁的酥油茶壶，也快空了。原来，政府给老人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光了。孔繁森马上掏出200元钱给随行的同志：“快去给老人买些茶叶、食盐、酥油和大米来。”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另一位孤寡老人的家，只见老人病着躺在一张破羊皮上。孔繁森心情沉重地对区里的干部说：“马上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看病，另外再买块床垫来，要厚，要暖和。”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去噶尔县，孔繁森必定要托人给这两位孤寡老人捐些钱、粮食和衣物。
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一张献血证明上面写着：兹有孔繁森同志于1993年曾先后三次来我库自愿献血900毫升，已按医院规定付给献血营养费9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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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儒 平民书记
牛玉儒（1952年-2004年）,内蒙通辽人。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11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成员，2003年4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04年8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时年52岁。
牛玉儒关心群众，他常说：“老百姓是最不容易的！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包头市现任政协副主席道尔吉，在当年做牛玉儒的市长助理时，牛玉儒对他说：“你就抓好一件事，社会保障工作。”“就一件事？”道尔吉当时心里有些不悦。牛玉儒说：“老道，别小看这一件事，这是天大的事啊，关系到老百姓的命呢！”那之后，如何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保障金，成为道尔吉工作的重心。
2000年4月，当暂时没钱发放退休金和养老金的时候，牛玉儒提出党政机关干部推迟发一个月工资，把工资款拿去发放。他说，这些干部们迟发一个月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人，那是活命钱呢！
1999年12月17日下午，包头市郊一辆接送学生的面包车起火，烧死了几个学生，烧伤的学生被送往医院。当晚，重伤的学生进行手术，市长牛玉儒一直守在手术室外。手术结束后，牛玉儒在凌晨回到了办公室。当时在场的秘书长程刚突然发现，牛市长哭了。牛玉儒说：“发生这样的事，我这个做市长的，有责任啊！”凌晨3点，牛玉儒让通知第二天上午召开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会上，牛玉儒说：“搞改革，抓发展，为了什么？是为了老百姓生活得更好，每个家庭更幸福。可是这样的事故却发生了，就是把我免职也难以弥补啊……”
2004年春节前，牛玉儒到基层慰问贫困户。其中一户是青山区孙震世老人家。63岁的孙震世是残疾人，有一个养女在西安读大学。牛玉儒进门后问老人：“有困难吗？”老人说：“没有。”牛玉儒疑惑地看看他，自己去开装米面的柜子看。牛玉儒只找到了半袋面。然后他说：“你很困难啊！”他转身让各区普查一下贫困户情况。询问中，牛玉儒得知孙震世为供女儿上学，欠了两万多元外债，他当即号召在场的干部捐款。他跟老人说：“我是市委牛玉儒啊，你知道我吗？”老人说：“我知道，我从半导体里听到过你的名字。”“半导体？你没有电视啊？”牛玉儒很惊讶。他立刻让民政部门去统计全市有多少没有电视看的居民，要让他们在春节时看上春节晚会，过个好年。那天是腊月二十八。到三十晚上为止，全市一共有500户居民领到了新电视。
呼市赛罕区副区长格尔图的印象里，牛书记有超人的记忆力。有一次格尔图跟其他几个人一起向牛玉儒汇报工作，那是格尔图第一次见牛玉儒。格尔图汇报的是百姓反映的拆迁问题，他简要说完后就离开了。格尔图第二次见牛玉儒是在市委大楼的电梯里。在电梯里，牛玉儒一下认出了格尔图。牛玉儒说：“你上次提到的拆迁的事处理得怎样了？”格尔图非常惊讶，以至于半天没说出话。下电梯的时候，牛玉儒对格尔图说：“群众的事没有小事啊，对你们可能是小事，对老百姓就是大事。”2003年7月的一天，蔡桂兰到自家附近的东瓦窑菜市场买菜，无意中看到一个人戴着墨镜在市场里转，很像牛书记。她大为惊讶，几步赶过去仔细一看，果然是他！蔡桂兰是内蒙古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2003年因社保问题曾多次到市委反映意见，也找过牛玉儒，所以她认得牛书记的样子。蔡桂兰不由得叫出了声：“牛书记！”牛玉儒一下看见她，赶紧示意她小声点。牛玉儒说：“别叫我牛书记，大家听见了围上来不好。我就是随便看看，你就叫我牛老弟，我叫你蔡大姐，好不好？”回到家后的蔡桂兰不停地在屋里转。女儿很奇怪，说：“妈，你咋了？”蔡桂兰自言自语地说：“我头一次见这样的书记，他管我叫蔡大姐。”
现在呼市建委主任孙建华说，牛玉儒把呼市当做自己的家一样关心和装点。有一次牛玉儒检查便道铺装，发现刚铺了一个多月的方砖已裂缝。
他非常生气地对孙建华说：“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每一分都该用好，我们本来就不发达，你们这样做，良心何在？”2004年3月，牛玉儒在街上发现了一个开着的井盖，马上打电话给孙建华，气呼呼地说：“你以为一个井盖是小事吗？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牛玉儒把孙建华叫到一些小街巷。牛玉儒说：“你看这些小巷子这么黑，学生放了学多不安全。”后来，呼市46条小街巷都安装了路灯，100多条小街巷得到重新治理。
牛玉儒还经常打出租车在城里转悠。老百姓都知道他们的书记爱“微服私访”。出租车司机郝东升有一次等活时，有人上车了他一看很兴奋：居然是牛书记！路上，牛玉儒问他觉得路况怎么样。郝东升说，路窄了些。走着走着就堵车了。牛玉儒问，经常堵车吗？郝东升说，堵得挺严重的。牛玉儒说，也该解决了。情况很快就有改观，四车道变成八车道，路边有了绿树，交通堵塞的问题也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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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雨润 执政为民
梁雨润，1956年生人，1998年在山西省夏县担任县纪委书记，2001年任山西省运城市纪委副书记。他满腔热情关心群众疾苦，敢于为百姓伸张正义，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的许多问题，查处了一批腐败案件，做了很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维护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百姓书记”。
1998年6月18日早上，一封群众来信摆到了刚任夏县纪委书记6天的梁雨润案头。枣庙村农民胡正来控告夏县法院几名法警非法抢走他的养老钱。胡老汉历时3年告状不止，遭受的屈辱和饥寒几乎把他逼上绝路。“走，奔枣庙！”梁雨润叫上司机和县纪委信访室主任就要出发。信访室主任提醒道：“梁书记，明天县上要开党代会，是不是开完会再去？你初来作到，可不敢误了换届选举呀。”梁雨润说：“一个乡村老人含血带泪控诉三年没人问事，还能再拖延吗？”说罢坐进了吉普车。车行半路，果然接到通知，党代会代表要与新来夏县工作的同志见面，请梁雨润速回。司机看着梁书记：“要是不与代表们见见面，联络联络感情，万一落选咋办？”梁雨润平静地回答说：“官可以不当，群众的事不能不管。走，上山！”当梁雨润走进在晋南乡村已不多见的破窑洞时，“扑通”一声，胡老汉夫妇双双跪倒在地。梁雨润赶紧扶起老两口：“老胡，你不该给我磕头，而应该我给你磕头。因为我们没有把你的事情办好。”经过7个昼夜的内查外调，抢夺和挥霍胡老汉养命钱的法警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胡老汉讨回了养老钱。公处大会上，梁雨润郑重表态：“纪委的门永远为老百姓敞开。乡亲们诉苦申冤是相信党和政府，我们永远为老百姓撑腰！”
2000年3月4日，作为乡亲们推选的代表，李引兰在经历了4个月的上访磨难后，瞒着家人和乡亲，怀揣老鼠药上县城，如果今儿再见不上管事的官，就死在县委门前。这天中午，梁雨润下乡归来，看到一位农村妇女在信访室门前哭着要见领导。“大姐，你这是咋啦？吃饭了吗？有啥话你说。”梁雨润把李引兰挽扶进办公室，双手捧上一碗热面。李引兰手捧热面，嚎啕大哭，像遇见亲人一般，诉说起一起棘手的打井纠纷来。师村东边那千亩高产葡萄园一直干旱缺水，作为唯一水源的许家商品井水价天天见涨，第五村、第六村民组的乡亲们无法接受，便决定集资在离许家水井不远的地方打一口深水井。许家以两井相距不到500米违反水法为由，把村民们告上了法庭。法庭一再调解未果，村民强行开钻，许家寸步不让，打井设施被砸，流血冲突一触即发。从镇政府到县政府，村民们推举的上访代表李引兰，被相关部门当做“皮球”踢来踢去，她觉得无颜面对乡亲。眼前这个与农民打井不沾边的纪委书记能给她解决问题吗？梁雨润认为，对吃人民奉禄的共产党干部来说，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就不该分分内分外。当地80%以上的群众上访是各级干部和职能部门工作不到位或少数执法人员询私情造成的，而处理干部腐败和作风问题不正是纪委最重要的分内事吗？况且，运城市纪委正是因为重视解决老百姓的上访和各种纠纷，纪检工作多年来才一直走在全省前列。他的想法得到了市委书记黄有泉等的支持。“大姐，你先回去，这事交给我来管，一定让乡亲们满意！”李引兰将信将疑地回去了。第二天一早，150多名乡亲打着横幅，开赴运城集体上访，被匆匆赶来的梁雨润拦在村外。梁雨润从早上8点起就给双方做工作，直到晚上10点多，三套解决方案都遭拒绝。梁雨润急了，既要为群众解决困难，又要依法办事，不得已只有在村西打井，西水东调！可那要多花十几万元，还不一定能打出水来！这个代价和风险谁来承担？梁雨润表示：一切费用我来解决，打出水来你们浇地，若打个黑窟隆由我承担！”此后的一个多月中，梁雨润带着村干部三上太原、五跑运城，挨个部门求人，累倒病倒了，坚持着爬起来，针头一拔就往工地上跑。当年4月3日，师村百姓的“救命井”终于告成。
2001年1月，梁雨润调任运城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岗位变了，但作风没有变，一心为民的心没有变。2002年5月8日，梁雨润经过10个月的奔波，最后来到河津市小梁乡胡家堡村，亲自为村民畅春英那冤死13年未能安葬的儿子及死在告状路上已在家里停柩7年的丈夫抬灵，并真诚地对着两口棺材三鞠躬。有人劝梁书记别失了身份，一向忠厚温和的梁雨润大声吼道：“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老百姓，我们还有什么身份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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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民 为民书记
郑培民（1943年——2002年）,河北武安人，生于吉林省海龙县。1983年至1992年，先后任中共湘潭市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1992年10月至1995年10月任湖南省副省长。1995年10月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七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共湖南省省委副书记。2001年1月湖南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党的十三大至十五大代表。2000年3月，因突发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在湖南，常常会听到人说：“培民书记是我的好朋友。培民书记像我的好兄长。”
曾令超，一位司法干部，在一次维护社会治安的事件中受伤，双目失明，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他听说了兼任省残联名誉主席郑培民的名字，写信去希望得到郑培民的题词。老曾打定主意只写一封信：如果郑培民不回信，那我也犯不上巴结他，管他是多大的官！回信来了，曾家的电话也响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里，郑培民详细询问了曾令超的各种情况。他怕在纸框子里摸索着记录的曾令超不方便，把自己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重复了三四遍。最后，郑培民一定要等到曾令超放下电话后，自己才挂电话。老曾实在受不了这等“待遇”，坚持让郑书记先放电话，推来推去，还是老曾拗不过书记。以后，在他俩的交往中，这已成为习惯，也成了默契。每次，郑培民都要听到电话那边“咔嗒”一声，自己才轻轻挂上电话。见了面，郑培民一把抱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曾令超：“你摸摸我，咱俩高矮胖瘦差不多！”他又摸摸曾令超脸上的伤疤：“阴天下雨会疼吗？”热茶倒好，先放在一边。等到不烫了，郑培民才端到老曾手上说：“现在可以喝了。”
湖南桃源县漳江镇有个川湘饭庄。说是饭庄，其实就是个灰头土脸的路边小店，小到只有两张桌子，走在路上一眨巴眼就可以略过它。郑培民偏偏与这家饭店的老板李德胜成了朋友。李德胜身有残疾，虽为“老板”，日子仍显艰难。每次往来湘西州与长沙，只要是坐汽车，郑培民一行人准会到李老板的小店吃饭。每次，郑培民都要从包包里扯出一条特意带来的香烟：“给，拿着抽！”李老板也有礼物回赠——自家渍的酸萝卜泡菜。就是当上了省里的领导，只要路过，郑培民的笑脸还是不改，照样交钱吃饭。其实，李德胜的小饭馆所处的位置并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手艺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郑培民的秘书、司机都明白培民书记用这种办法既可了解民情，又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也照顾了李德胜一家的生计。可郑培民却又从不说破，他顾及的是残疾人既要养家糊口，又不轻易受人施舍的尊严。
郑培民是个心细的人。他回湘西，有两件事必须做——陪老同志吃一顿饭，打一次扑克；他下乡，在乡镇和农民家吃饭，一定会把饭钱交上，“老百姓生活得不容易！”
一次，走进火炉坪村，郑培民发现一位老人在远处招手，村干部向他解释，这是村里的五保户，80多岁了，没见过省里的大干部，想把你看得清楚一些。“那好，我和老人照张相，让老人家看个够！”郑培民笑着走了过去。一天晚上，工作结束得早，郑培民兴致颇高：“走啊，咱们也去尝尝夜宵！”趁司机停车，郑培民站在夜宵店门口，与摆槟摊的小贩聊起来。小贩告诉他，自己是下岗职工，父亲得了癌症，一天摆摊下来赚的钱刚刚可以供一家人糊口。郑培民心里难受极了。他转身离开：“你看人家生活得多艰难！这夜宵怎么吃得下去！”对郑培民来说，他与普通的百姓，压根是长在一起的，他的心为他们而快乐，为他们而疼痛。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这句话出自郑培民的心。即使当了大干部，郑培民还是像一棵永远不会离开大地的大树，枝蔓扬得越高，根往泥土里扎得越深，他的根系牢牢地扎在“人民”二字上。
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郑培民总是坚持自己拆看。下农村，郑培民要到农民家去，掀开锅盖，瞧瞧吃的什么饭；看看猪圈牛栏的家畜，擦开蚊帐摸摸农民床上的被褥。郑书记还爱在农民家吃饭，筷子直奔油辣的农家菜，粗糙的饭食也嚼得津津有味。有时，他还会宿在农家。这个住宿的人家他会留意选一下。在湘西州永顺县高坪乡雨龙村，他每次去那儿，都住在一户孤寡老人家。郑培民心里明白，农村的孤老，没有子女照顾，精神上孤寂，有时也难免被不懂事的乡邻欺负，他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孤寡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持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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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百姓的贴心人之“当官也有职业道德”
在吉林省吉林市，陈淳的名字家喻户晓。
从1993年始任吉林市委副秘书长，1998年后，两次兼任市企业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一次兼任市企业和社会稳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任职期间，他先后接待上访数千人次，全身心地为群众解难、为政府分忧，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和疑难问题，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百姓的贴心人”。
“从走上领导岗位那天起，我有两个转变，一是由民变成‘官’，另一个则是由社会的主人变成公仆。在我的心里，公仆的分量远远大于‘官’的分量。”
“多年来的工作，使我体会到，办事要讲职业道德，当官也有当官的职业道德。当官的职业道德就是，办事要出于公心，想事情要心系百姓，断事要讲求原则，处事要不随风转向，陈事要直言不讳，险事要挺身而出，成事要不贪恋钱财，败事要敢承担责任。”
这是陈淳的为官之则，更是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做人之则”。
1998年以来，吉林市这座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陈淳在企改办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人员，制定了一系列改制方案，并负责企业改制方案的审批。这项权力非常之大，只要他签字，盖上企改办的公章，改制方案生效，多则数百万少则几十万资产的归属随即改变。陈淳对属下说：“这个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不可以用错了、用偏了，要保证国有资产不受损失，职工利益得到保障。
“凡是负责任的共产党员，都不应该怕上访。共产党员怕见群众，那是天大的笑话！”陈淳认为，上访是改革中的正常现象。群众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动力与主体，更是为改革发展作出过牺牲的群体。群众上访，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为他们排忧解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淳说，接待群众上访要有“四心”：接待群众要有热心，听取意见要有耐心，解决问题要有真心，改正错误要有决心。
在群众眼里，陈淳就是个极为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有一点儿官儿架子，大家都习惯叫他“老陈头”。上访群众说，他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儿，是老百姓的贴心人儿。在同事眼里，他廉洁正直，工作中的关键环节、重要问题他都是坚持自己亲自研究，亲自写汇报，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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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百姓的贴心人之“纠正错误就是坚持真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真理，而纠正错误就是坚持真理。”
昌邑区燃料公司1998年的改制方案是他与主管部门一起研究制订的，但后来在操作时走了样。职工上访后，陈淳发现了错误，提出要改正，上访人说，改制方案是市企改办批的，市企改办有责任。陈淳当即表示，“我就是当时企改办的负责人，责任我来承担，就是我错了，也必须改。”他为群众办了数不清的好事、实事，但从来不收当事人一份礼，不吃当事人一顿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穿名牌，不出入高档消费场所。陈淳说，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首先应该是理想、信念、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应该加强自律、养成自觉的习惯，不应该靠制度和纪律的时刻约束，不应该靠组织和他人的经常提醒，不应该靠各种形式的监督和督促。
一心为民谋利、为百姓做主，有时难免也会招致某些压力甚至威胁。
1998年，一户商贸企业改制时，有3家收购方竞争，其中一家老板找到陈淳请求给予关照被拒绝，就说陈淳收受了贿赂，扬言检举信都写好了，问他敢不敢马上交给市委书记。陈淳说：“别的事情见领导要走程序，这封举报信我可以马上给书记送去。”并要求举报人下午就核实。在场的人都被陈淳的浩然正气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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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波 生命禁区里的税收长征之“扎溪卡草原上盛开的最绚丽的格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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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波 生命禁区里的税收长征之“因为有了江河生命的源头，生活才这样绚丽”
邓波 生命禁区里的税收长征之“冲各若里亚巴（好税官）”
邓波常说：“我们收税难，藏汉同胞们做生意也难，虽然缴的税少，但也是在回报国家，奉献社会，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石渠街道狭窄。为不影响交通和市容，2003年，县城管大队规定不准在街上停车卸货，而部分个体户的商铺与指定卸货点距离较远，这给他们搬运货物造成很多困难。按理说，这并不属于国税局的工作范围。但个体户们千辛万苦地把物资从内地运到石渠，还要费时费力地搬运货物，邓波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次全县经济工作座谈会上，邓波呼吁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在他的努力下，县里采取了分路段分时段卸货的办法，解决了个体户们的困难。
和邓波在一起，他说的最多的是藏汉同胞对他的恩情。巡回征税途中，汽车陷入路坑，路边的群众二话不说找工具帮忙抬出来。下乡工作，群众总是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因此，当听说群众有难，他总是尽其所能，予以帮助。
藏族同胞打洛孤身一人从青海到石渠做虫草生意。一天，邓波发现打洛病倒在床，一天多没吃东西。他赶紧买来食品和药物，并通知其家人前来照顾。临走时，这位藏族汉子紧紧抓住邓波的手，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2004年8月，当得知蒙宜乡藏族姑娘达瓦拉姆考上了四川省藏族学校，却因交不起学费准备退学，邓波带头并动员全局干部每人每月捐助20元，一连3年，帮助她完成了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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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波 生命禁区里的税收长征之“耸立在雪域高原上的生命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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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 抗非英雄（一）
2003年4月16日这天，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最年轻的主治医师李晓红，猝然倒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她是第一个倒在救治“非典”患者第一线的军队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身着“橄榄绿”的白衣天使，为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她以自己的生命之躯迎击肆虐的“非典”，给世间留下一曲悲壮的生命绝唱！
就在李晓红殉职20天前的那个上午，她所在科室接诊了一位地方病人，也是全院接诊的首例“非典”患者。在人们谈“非典”色变的日子里，同在医院从事医务工作的丈夫考虑近来妻子很疲劳，劝她休息几天。李晓红说：“我是一名军医，怎能临阵脱逃呢？!”
6年前，出生于军人家庭的李晓红从地方大学毕业后，走进她向往的警营，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她热爱自己的事业，决心为解除患者的病痛奉献自己的全部才学。由于工作突出，她入了党、三次立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去年的职称考核中，她以两轮均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全科最年轻的主治医师。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岗位，微笑着走进一间间病房，走向她的一位位病人，也包括那位“非典”病人。她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与科里医务人员一起分析病情，收集有关治疗“非典”的资料，采取救治措施，并亲自为那位“非典”病人体检、诊治。一整天，她忙得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
然而，人们不愿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尽管科里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由于人们对“非典”认识不足，在收治那位“非典”病人5天后，过度疲劳的李晓红不幸被“非典”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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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 抗非英雄（二）
李晓红染上“非典”后，科室领导、同事以及家人无不为她的安危焦急、担忧，可李晓红却显得异常的镇定和安详。她不想因自己染病在同事和病人之间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对病人的救治。她说：“我是医生，懂得怎样照顾自己！
4月6日这天，李晓红病情加重，连说话都十分困难，每说一句话都要喘好一阵儿。院里决定将她转院至条件较好的解放军302医院。李晓红得知后，艰难地说：“我年轻，免疫力好，还是先转比我更重的病人吧！”后来，医院领导还是把李晓红送进302医院。然而，李晓红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院里决定让她丈夫留院陪护，她却执意不肯。她对丈夫说：“医院里眼下人手正紧，我已经躺下了，不能再拖累你，你应该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作为一名优秀的年轻医师，李晓红心里始终装着病人。她曾为救治一名生命垂危的新战士，在病房守护7天7夜，直到病人脱离危险；她还凭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医术，使一位心脏停跳7次的地方患者转危为安。在她短暂的从医生涯中，那5面锦旗、20多封感谢信就是对她良好医德、医术的最好见证。就在她最需要亲情慰藉之时，她心中想的依然是病人。
李晓红 抗非英雄（三）
在李晓红最后的日子里，意识到自己时间不多的她，考虑更多的依然是一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如何战胜“非典”。她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在与“非典”病魔做着最后的抗争。
每当医生查房，她都尽可能把自己的临床症状、用药反应等体验讲给临床医生听，与医生一起分析病情，并多次提醒医生：“现在治疗上是否找到新的办法，如需要试验，就拿我做试验吧！我是医生，我不怕。”她一直想着，能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更多人的生命！
直到被报病危，无法用语言和医生交流，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笔艰难地在纸上写下对自己病情的体验和分析，哪怕是只能写下几个字。4月16日黎明时分，“非典”病魔终于夺走了李晓红28岁的年轻生命。李晓红倒下了，倒在了人类抗击“非典”的征途上！强忍失去妻子的悲痛，李晓红的丈夫流着泪水告诉记者：“我妻在九泉之下是无悔的，她是为追寻人类的进步倒下的；她是为了救治他人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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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光 用心浇筑山区路桥
在杭州西部山区曾被人们称为“江南的西藏”的新淳安，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生机无限、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条条纵横阡陌的景观路，一座座连接各处的观景桥，都离不开淳安一代又一代交通人辛勤的劳动与无私的付出。这其中，也凝聚了时任县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志光的心血与汗水。
2007年4月，上任伊始，郑志光就跑遍了全县每一处县、乡、村道，深入了解全县交通情况，认真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几个月下来，他真切地体会到了公路工作的艰辛与枯燥。一些地方环境恶劣，“望得到屋，走得人哭”的交通状况以及老百姓修路架桥的急切心情，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倍感肩负使命之沉重。
交通事业发展迅猛，工程繁多，工作十分繁重。无论多忙，郑志光都坚持现场办公、实地调研，着力解决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公路延伸到哪里，他的足迹就踏遍哪里，哪里有施工工地，哪里就留下他辛勤的背影。熟悉他的人都说：郑局长对全县交通道路的了解和熟悉，就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管是乡道还是村道，不管是在建的还是已建的，他都可以不翻记录、不查资料，随时妮娓道来，如数家珍。
在从事修路建桥这些大工程时，郑志光也没有忘记那些相关的“小事”。2007年，在千汾公路建设时，他在实地踏勘时听到沿线群众反映修路过程中灌溉渠被损坏、跨岸不方便等问题，便一一记在了心上。回去后，他对此做了详细了解、认真研究，千方百计想办法，筹措预算外资金500多万元，组织力量修复各类灌溉渠4万多米，新建各种接线工程500多个，妥善解决了沿线接线接坡、农田水利灌溉、村庄城镇排水29处、36个问题，为群众生产生活排了忧、解了难。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个交通局长好！是为老百姓做事的。”
2007年12月26日，千汾公路这条通衢大道顺利竣工通车，不但解决了县西南片10万人口的出行问题，也使淳安从此告别了“断头路”的历史。
在以郑志光为首的淳安交通人的努力下，2007年以来，千汾线通车，光左线通车，千岛湖新旅游码头基本建成，上江埠大桥及接线工程正在建设中，东南旅游码头新建工程进展顺利，环湖公路建设成环城网、联村联网公路工程有效推进……一条条道路、一座座桥梁、一个个码头，像血脉一样连通着一切、改变着一切，淳安社会经济面貌和交通旅游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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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光 用情保障出行平安
2008年1月29日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使整个淳安陷入了一片冰雪之中。灾情就是命令！1月30日天刚亮，郑志光就召开紧急动员会布置铲雪疏通工作。随后，八台铲车加上公路段全体人员立即投入到铲雪、扫雪工作中去，撒工业盐防滑，指挥来往车辆，维护道路秩序。经过一天努力，全县所有主干公路交通都恢复了正常，群众正常出行基本未受影响。不料，2月1日、2日又接连下了两场更大的雪，使全县交通全面瘫痪。面对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郑志光一面积极协调抢险机械，一面身先士卒投入抗灾现场。他率领一帮人发扬“铁人”精神，连续一周奋战在抗击冰雪的最前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全县交通。由于措施得力、成效显著，县交通局被省交通厅和杭州市政府评为“抗击冰雪先进单位”。
紧接着就是农历春节。想到旅客都急着赶回家与亲人团聚，他又马不停蹄地忙开了：接连几天几夜亲临一线调度运力，安排部署水陆运输全部开启，输送急着回家过年的旅客。这年春运，淳安安全、有序、通畅地输送旅客8万人次，没有因为罕见的冰雪天气而让一位旅客滞留。群众纷纷称道：“春节回家亲人团圆，交通局长功劳最大！”
2008年5月28日，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淳安，县、乡道路多处被冲毁，公路中断56公里、桥梁被毁8座，出现道路各类险情有30多处，全县近一半交通受阻。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郑志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抢险、运输保障、面上指导和效能督查四个工作小组，全线投入到抗洪抢险当中。他自己则每天早出晚归，一趟趟出现在水毁最严重的淳杨线实地指挥抢险工作，24小时监控和巡查，采取各种应急方式抢修公路，努力将洪灾给群众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郑志光 用身塑造廉正形象
在大多数人眼中，交通局长是油水丰厚的“肥缺”，是人人眼馋的职位。这些年淳安交通建设发展迅速，每年大大小小的工程不知道有多少，动辄就是投资几千万、几个亿的大项目。交通局长手里捏着的就是“权”和“钱”。也正因如此，交通局长成了风险最高的岗位之一，近年来全国各地交通局长“工程上马、局长下马”的案例不在少数。
对此，郑志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组织将他摆到这个位置上就是对他的信任，自己绝不能因为惧怕风险而不干事，更不能因为手握重权而乱干事。一切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为党干事、为群众服务。
郑志光带头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带头秉公执法，带头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他从不轻易插手项目招投标，所有跟招投标有关的事，都由工程指挥部统一安排。他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一些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对他进行感情投资的人，坚决抵制、绝不妥协。
除了对自己从严要求外，他也同样要求班子及下属。他主动为党员干部上廉政党课，经常提醒干部保持清醒头脑，做到廉洁自律。为在源头上预防交通建设中的职务犯罪，他把纪委、检察院的同志请到项目建设工地的例会上来为大家讲课。他经常告诫大家：廉洁不只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而必须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应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
他是一个平凡的交通人、一个热爱交通事业的交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只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真心担责多干事，真知灼见多聆听，真心守规多自省”，这是他写在工作笔记上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潘水平 扎根山区情暖百姓之“能人治村”
因表现突出，潘水平先后有三次提拔、调任到条件好的地方任职的机会。然而，潘水平没为之所动。他说，他离不开武庙乡那样的乡村。
2005年11月21日，潘水平兼任丹景乡的党委书记。这样的安排，在资阳市尚属首例。组织部门的同志解释是潘水平“能人治村”的做法启发了他们。武庙乡的老百姓很理解，“潘书记把我们搞富裕了，上级也想让他把丹景也搞起来啊。”
丹景乡和武庙乡同处龙泉山脉中段，条件很相似，两者仅一道山梁相隔。丹景乡的经济发展曾走在武庙乡前面，如今，武庙乡“破茧成蝶”跑到了前面。
“争取让丹景乡赶上武庙乡。”12月10日，潘水平到丹景上任的第21天，连接丹景到武庙的2.5公里水泥路改造正式动工。
他心里还有一本账：一年调结构，让丹景乡栽满果树，三年后，丹景乡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可见成效；四年内，按照丹景的实际用水需要，增建2000口塘堰，完成19公里的水泥路建设。
潘水平 扎根山区情暖百姓之“五顾茅屋”
武庙的巨大变迁中，是什么力量起了主导作用？潘水平说，民心重如山，顺着民心，再难的事情也干得成。
1998年1月11日，因原乡计生办主任向某乱执法、乱罚款、乱开支，乡党委果断决定对其工作进行调整。在找向某谈话时，他大发雷霆，抓起桌上的茶杯朝潘水平头上砸去，造成颅骨线型骨折。
出院那天，数百村民在乡政府门口放起了鞭炮，并在乡政府大门上贴一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潘乡长受害康复归来，拥护拥护坚决拥护，潘乡长继续执掌乡政，横批‘人民好官’”的对联。
村民黄某是欢迎者之一。他给记者讲了潘水平“五顾茅屋”的故事。
黄某10年上访，田地荒芜了，茅草房被人烧了，还欠上一屁股债。心灰意冷的黄某夫妇甚至立下“子子孙孙都要与政府作对”的誓言。
潘水平找黄某四次，黄不是骂就是撵。当潘水平纠正过去乡计生干部违规执法打伤黄家富妻子的事件，提出给予合理赔偿，并再次到黄某家表示道歉时，黄某终于被感动了。
接下来，潘水平又帮助黄某协调贷款打水池、栽果树，恢复生产。现在，黄某建起了7口标准化山腰蓄水池，发展水果27亩，去年还花6万多元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成了远近闻名的能干人。
黄某只是个缩影。武庙乡曾是有名的“上访乡”，长期上访者一度多达200人，其中有59人更是专事上访。
1998年底，潘水平担任武庙乡党委书记，索性把办公室搬到了乡政府门口，每天直接面对上访群众，听他们的意见，为他们解决困难。在乡政府门口连续守了三天，听了数百群众的意见，当场解决了59个问题，潘水平说：“就是那三天，让我认识到要让群众听党委、政府的，必须首先让群众相信干部。”
今天，武庙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过去全市闻名的“上访乡”变成了“和谐乡”。
“要干事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靠我们班子几个人也不行，还是要靠全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才行。”潘水平说，武庙乡的百姓人心稳定了，才谈得上带领他们治水、修路以及发展生产。
潘水平 扎根山区情暖百姓之“治水，修路，种果树”
潘水平，四川省简阳市武庙乡和丹景乡党委书记。在基层党组织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38年。潘水平是平凡的，他用30年时间，做了三件说起来没啥不平常的事：治水、修路、种果树。潘水平又是不平凡的，不平凡就在于他30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做好的这三件事，一点点、一步步，改变了他所在乡镇广大群众的生活乃至命运。
在武庙乡30多年，他也就做了三件事：治水、修路、种果树。这三件事，让武庙13000多户农民把贫穷抛在身后。
武庙乡十年九旱，且缺塘少堰，存不住雨水。村民用水常常先洗脸，再洗脚，最后喂牲畜。潘水平暗暗发誓：“不解决武庙的缺水问题，死不瞑目！”
1981年12月，武庙乡石洞沟水库建设进入攻坚阶段。担任工程技术组长、在工地上已连续奋战4个多月的潘水平由于过度疲劳，摔倒在山沟。当他被抬到乡卫生院时，已休克。现在，他嘴角上还留有“亡命治水”的深痕。
6年时间，武庙乡新建蓄水池2200口，新修水渠150公里。此后，集雨节灌工程、人畜饮水工程、旱山村集雨节灌工程等项目相继完工。从此，武庙乡三个海拔最高的旱山村人畜饮水不再依靠救济。
水之外的另一个难题是路。武庙，时逢雨季，不仅车动不了，人都寸步难行。
要致富，先修路。但要对全乡当时已有的26公里乡级泥结石路、57公里村级土路进行全面改造，对一个只有13000多人的小乡来说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钱从哪里来？潘水平那段时间老是睡不着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山区乡，在全市率先实现了村通水泥路：6年时间投入638万元，完成公路总里程182公里的工程，84个组全部通公路，300余户实现户通公路。
638万元的投资，国家补助只有70万，其余的都是村民自愿筹资或投劳。
群众愿意吗？村民说，潘水平的水平在于：逐年建设、逐年筹资，让群众自己推选代表收钱、管钱，群众代表集体决策用钱。每一笔钱都使用得正正当当、花得明明白白、公布得清清楚楚，群众心里明白，积极性也就有了。
路开辟了农产品外销的通道。1999年4月，乡党委制定大规模发展枇杷、桃子等水果的方案，潘水平三天两头在简阳和武庙之间跑，终于在7月份争取到4000亩退耕还林任务。
随即，潘水平做出一个决定：全乡户均一人，到成都龙泉驿区、双流县考察水果种植，接受“洗脑”。考察归来，村民刘登厚感慨：人家种水果，竟然可以富得冒油。
今天，武庙乡已发展优质水果2.2万多亩。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8年的1100元增长到了目前的3180元，全乡3760户已有2100多户建起了小洋楼和砖瓦房。
看着水果市场行情变化大，潘水平现在又有了新想法：推行水果标准化生产，打造武庙自己的水果品牌。
王瑛 留得芬芳满人间
王瑛1997年由巴中市纪委调到南江县工作，2006年7月下旬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到2008年11月去世，她在南江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整整工作了11个年头。这期间，她除了1997年12月至2000年1月、2001年3月至2002年7月，分别担任南江县委常委、县直工委书记和县委常委、县组织部部长外，一直奋战在纪检工作岗位上。
任纪委书记时，有两件东西王瑛必须亲自安排摆放：一件是“纪容镜”，这块高不到1米、宽不足80厘米的“纪容镜”上写有“以铜为镜正衣冠，以纪为镜正言行”。第二件是一块悬挂在纪委会议室墙壁正中的牌匾，“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良，作风正派”五句话时刻提醒着全体班子成员和干部。
2002年8月，刚改任县纪委书记，王瑛就遇到因个别行政执法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导致3名外地客商撤资。这件事引起了她深深地思考，纪检监察工作不仅仅是办案、处分人，更要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以良好的党风政风促进经济发展。她带着“如何更好地为发展服务、如何纠正不正之风、营造良好经济发展软环境”3个问题，先后走访48个乡镇、工商等10多个相关县级部门和20多家企业。针对突出的“三乱”问题，提出在行政执法机关中开展最佳执法单位、最佳执法领导、最佳执法人员的“三最佳”评选活动。这一做法，促进了行政执法机关作风的转变，受到中央纪委、监察部的肯定，并在四川全省推广。
2004年8月，王瑛在纠风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一些部门存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一些企业对吃、拿、卡、要敢怒不敢言的问题。经反复调研，她下决心从拓宽投诉渠道，加强执法监督，强化诚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着手，在南江推行服务发展“五个零”办法（建立投诉中心，为民服务零距离；召开专题听证会，干群关系零隔阂；开展“三最佳”创评，监督检查零空档；评选诚信先进，再塑形象零起点；实行投诉查结制，案件查处零搁置。）“五个零”真心服务，赢得群众的广泛好评。一位外地客商动情地说：“南江的投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在这里投资，我们感到舒心、顺心、放心。”
作为一名纪检干部，天天面对的就是矛盾，要化解矛盾，除了一张嘴、一条腿、一支笔、一张纸外，还要有一种敢于碰硬的精神。王瑛就是这种人，她常说：“办理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是重点，只要老百姓有反映，我们就要查个水落石出”
2003年5月，一个十分棘手的案件转到了她的手上，有群众举报：南江县公安局某派出所干警何某，在办案中玩忽职守致人死亡却逍遥法外。“省、市公安机关和县检察院已对此案调查并做了了结，估计背景比较复杂，我建议应付一下算了。”在案情分析会上，有同志提出。
“不管有多复杂，只要关系百姓利益，不仅要查！而且要严查！”王瑛拍案而起。
随着案件查办工作不断深入，多个部门多人被牵涉其中，而且发现时任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人有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的嫌疑。
一时间，各种阻力接踵而至，指责声、怨恨声、谩骂声不绝于耳。
“敢查这个案子，你一家子是不想活了。”办案人员每天数次接到这样的威胁电话。
“邪不压正，只要我们还真理于老百姓，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关键时刻，王瑛沉着冷静，鼓舞第一线的办案人员。
由于涉案人员大部分是政法干警，反调查、反侦察能力非常强，取证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为打开局面，王瑛连续5天5夜战斗在办案第一线，吃住在办案现场，亲自找主要涉案人员谈话，案件查办取得实质性进展。就这样，王瑛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仅用2个月时间，这起案件就水落石出，时任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其余10名违纪违法人员接受了法律制裁和党纪政纪处分。
在王瑛眼里，权力是一种责任，党性原则不能做交易，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拿这个来做交易，就不配当纪委书记。
2005年5月，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到王瑛的案头，信中反映县水利局副局长周某等人采取非法手段套取水保资金并私分。经查实，周某、彭某等人三次采用虚增水保项目，从中共套取水保金58万元并私分。
对此案的查处，有人在会上提出：“这是专项资金个案，会影响南江的项目争取。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国家的专项资金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不是给个人谋利的，必须严办！”王瑛态度坚决。
最终，周某、彭某被开除党籍、公职，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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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芬 闲不住的村官之“谋发展 筑和谐”
惠丰西村有1300亩土地，村里企业少，群众增收难，如何带领群众致富是林连芬一直思考的问题。为了把农民从传统的耕作模式中解放出来，他带领“两委”班子下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发展高效种养业。2007年投资3万元，为48户村民嫁接枣树141亩，2500株；规划建设了占地30亩的养殖小区，为养殖户提供用水用电服务，为了群众能增产增收，他带领“两委”班子大力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扶持私营企业发展，利用毗邻静王路交通便利的优势发展经济，规划200亩土地为工业聚集区。如今村里集体经济收入也达到每年十几万元。村里有了收入，为村民办事有了稳固的资金支持，村里每年垫资2万余元，为全村群众上合作医疗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看着村里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村民的口袋子鼓了，日子富裕了，林连芬还是闲不下来。有人问他，“你什么时候能不这么忙了？”他总是笑着说：“再等等吧，我们还要乘着党的十七大东风，筹划好今后全村发展，和乡亲们一道开展新农村建设，干大事创大业，把惠丰西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和谐村。
孟铁林 播撒阳光的人之“正本清源树立良好政风”
“权力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就会产生腐败！”这是全国首位公推公选的县长，江苏省沛县县长孟铁林常常用以自警和警示他人的一句话。
2003年12月16日，经公推公选，孟铁林走上江苏省沛县县长的工作岗位，从新的选拔方式中走上县长岗位，孟铁林至今仍感念着公推公选中所体现的公开、公正、透明的用人原则。孟铁林深有感触地说，我是阳光的受益者，我没有理由不成为阳光的播撒人。
孟铁林上任不久，了解到一个信息：新沛小区40多户居民买了开发商的房子，但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住上新房。原因是开发商违约把房子卖了，有的甚至是一房多卖，导致许多人血本无归。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后，孟铁林迅速组织人力，成立专门班子，一次次研究，一次次梳理，历时两年，终于查清此案。面对国有资产被侵占，面对不法奸商的瞒天过海，他始终坚持原则，疾恶如仇，使胆大妄为的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在这个案件中，涉及渎职的国家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0多人，有的被判刑入狱，有的被处以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孟铁林抓廉政建设从不手软，他总是根据全县发展稳定大局部署廉政勤政工作。2006年5月，孟铁林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农村、社区、企业群众对低保问题非常关注，很多投诉的矛头都直指低保不公现象。为此，他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深入检查2005年以来全县城乡低保和2006年三级审批、三榜公示情况，严格按照国家政策纠正城乡低保不公的问题。经过调查，共调整城乡低保1509户3109人，新增1500户2018人，撤销违规低保12户31人，查处党员干部违规操作案件1起，行政处分1人，有效地纠正了低保不公的问题。
切实做好信访工作，全力化解基层不和谐因素，是孟铁林工作的又一个着力点。孟铁林以身作则，认真落实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同时十分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排查了解基层不和谐不稳定的隐患问题。2006年3月，孟铁林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五段镇后五段村部分村民因争夺121亩低洼地的承包问题对镇、村干部产生误解，有发生较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倾向。孟铁林立即派人进驻该村逐户做思想工作，经教育引导，该村村民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决定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确定低洼地承包人。在县镇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该村召开了全体村民参加的竞标大会，19人参与竞标，村民张某以3.95万元中标获得承包权，其他群众毫无异议，一个重大不稳定隐患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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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铁林 播撒阳光的人之“正确对待权力为人民服务”
1992年，27岁的孟铁林走上副处级工作岗位，在过去的14年里，他先后在徐州市5县1区担任过领导职务。无论官职大小，无论岗位在哪里，无论分管什么工作，他都能正确看待权力，慎用手中权力，最大限度地用权力为人民服好务。
打铁先要自身硬。在廉洁从政方面，孟铁林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时时处处对照上级有关规定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行动。就是在“小节”上，他也十分在意，除了工作接待和招商引资的需要，他几乎不参加其他场合的应酬。
孟铁林说，权力来自人民，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就越重。一名领导在一地工作几年，如果仍是“山河依旧”，那无异于这个地方的罪人。做120万人口的县长，我感到的只有责任和压力，哪怕一丝的懈怠，都会让我有一种犯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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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芬 闲不住的村官之“听民声 解民忧”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农村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农民享受着和谐发展的生活。这变化凝结着为之忙碌操劳的村干部的心血和汗水。在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镇惠丰西村就有一位被村民称作“闲不住的村官”，他上任以来，孜孜以求，奔波劳碌，一心带领群众建新村、谋发展，大力改善家乡面貌，使惠丰西村面貌焕然一新。他就是惠丰西村党支部书记林连芬。
林连芬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干练，在惠丰西村他是致富能手，懂管理、善经营，早在几年前就通过办企业富裕起来。富起来的林连芬不忘乡亲，对村里的大事小情都热衷支持。2006年4月，他被推选为惠丰西村党支部书记。面对父老乡亲的信任，深知肩上担子不轻的林连芬自上任第一天起就坚定一个信念：要以村民满意为标准，让村民得实惠为目标，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实事。不到两年时间，他就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踏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群众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村民们说，林连芬是个闲不住的人。自当上村支部书记后他就更忙了。他深知，和谐在于民乐，执政源于为民这个道理，关心村里每家每户的生产生活，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成了他的工作重点。上任以来，他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绕着村子转一转，找几个群众谈一谈。在一次走访和群众交谈中他发现群众最关心的是村里堆积近一年的垃圾，不仅与当前新农村建设极不相称，而且成了蚊蝇滋生地，影响群众健康生活。他组织“两委”班子带领群众下大力气整治村容村貌，清淤治乱，村容村貌得到很大改变，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为了保持环境卫生，村委会责成专人负责垃圾清理，做到日产日清，使全村的优美环境得到长期保持。
沈浩 小岗村人为他按下第四次红手印之“那一车水泥不仅凝固了路面，也凝固了人心”
百姓的心是一杆秤，能称出一个干部的分量；百姓的心也是一枚温度计，能测出一个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的热情。31年前，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的红手印，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6年来，小岗村人又先后按下了三次红手印，却是为了他们打心眼里热爱的领头人——沈浩，更是为了实现他们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富裕家园的宏愿！
2004年2月9日，沈浩作为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到农村任职干部来到了小岗村。“这个省城来的年轻人，能改变咱小岗村的面貌吗？”这是小岗村人的疑问。自从实行大包干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小岗村是“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在沈浩到任之前的10年间，曾有五六名县乡干部先后到小岗村挂职任书记，却没有一个让小岗村人满意的。村民们说：“外来的人能脚踏实地地工作吗？”“上面派下来的书记两三年就走了，任期几年的规划得不到实施就换了，能干什么？”小岗村人热切地期盼着，能有一个好带头人，带领他们把“中国改革第一村”建设得名符其实！
沈浩来了！沈浩先把全村108户人家跑了两遍，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思所想。小岗村人发现，沈浩是一个透明的人，与男女老少都能打成一片。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告诉记者，沈浩到任第三天，就来他家谈村子的发展，他非常感动。小岗村党委书记金乔说：“沈浩有个经验，面对面做工作不如肩并肩做工作。”沈浩坚定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权为小岗所用，情为小岗所系，利为小岗所得，在这三年时间里，小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小岗人也一定会富裕起来。
和其他许多落后村一样，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也困扰着小岗村。村中友谊大道东边有一段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群众抱怨颇多。沈浩决心从修路开始。他从省里有关部门争取到了50万元修路资金。可是路怎么修？与村“两委”班子成员一合计，沈浩决定“肥水不流外人田，咱自个儿干吧！”于是，请了技术人员，租用了必要的机械设备，他和村民们上阵了。3个多月里，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扛水泥、拌砂浆。一天傍晚，已经收工了，可突然又开来了一车搅拌好的水泥，怎么办？如果不及时卸下，水泥就会凝固，就会浪费了集体财产！“用手捧！”关键时刻，沈浩挽起了袖子，带头用手捧起了水泥。在场的村民看到他这样，一个个都跟了上来。一车水泥硬是让村民们用双手“捧”到位了。这一车水泥，不仅凝固了路面，也凝固了小岗人的心。大包干带头人、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说：就他这一下子，让乡亲们感觉到他能把村里的发展做好！
路修好了，村民们得到了6万多元的收入，修路资金还节约了一半。
接着，沈浩用这节约的20多万元，修葺了小岗村门楼，修复了多年不能用的自来水和广播电视设施，粉刷了友谊大道两旁的围墙，整修了党员活动室，修建了村小学操场。从此小岗村人对沈浩刮目相看。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说：“我们敬佩他的是他能住在小岗，能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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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 小岗村人为他按下第四次红手印之“小岗村这6年的成就，超过了前25年的发展”
已经跟踪采访小岗村29年的作家温跃渊说，沈浩有三件未竟之事，是想在村北村南修一条大道，因一个村民阻挠，就差那十几米无法修通；二是想在村南150亩的低洼地方拦一个水坝，修成一个小水库，成为旅游景点；三是要把小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打造上市。可是壮志未酬，天不遂人愿，他却突然走了。有目共睹的是，沈浩在小岗村工作6年，其成就超过了前25年的发展，可以想到他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和汗水！
采访中，通过众多人绘声绘色的描述，你会感觉到，沈浩完全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充满着生命激情的人。难怪他的同学如此评价：“他不是一个当官的人，但他却是一个干实事的人！”新时代的小岗村呼唤着他们的领头人，而沈浩在小岗村也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他要把自己满腔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全部贡献给小岗村，实现一名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和崇高理想。
沈浩 小岗村人为他按下第四次红手印之“沈浩发誓要解开这团乱麻”
沈浩在小岗的6年，充满了艰辛。外来的人可能只会看到小岗村那些物化的东西，但是熟悉的人却深知，小岗村那些成就背后的艰辛。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沈浩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同落后思想和势力进行斗争了。比如，动工建敬老院之前，一些村民就是不让建，说那块地是风水宝地，他们要盖祠堂。要给村里修一条大道，一个村民就是不让修，就差那十几米过不去。村干部怎么做工作都不行。那村民说，路修好了，我们是跑得快了，可是贼偷了我的东西不也跑得快了吗？筹建小岗农贸市场，需要规划调整土地，可是有个村民就是想不通，因为他家有一块地也在调整之中。沈浩数次登门做工作，还领着他去外地参观。后来，沈浩又一次到了他家，吃饭前两人讲得非常好，可是一顿饭吃过，那人又反悔了。沈浩一肚子委屈，回到住处不自觉就流下了眼泪。然而，擦干泪水，沈浩又登门继续做工作。“我们现在不把村貌搞好了，以后招商引资人家肯定不会来。”他苦口婆心地反复解释。6年来，因为改革发展，触动了少数人的个人利益，沈浩为此受了很多委屈，甚至有的村民对他动起了拳脚，要把他赶出小岗村。
在艰难面前，沈浩完全可以退缩，甚至混日子，任期满后就回城。然而，他没有，他像一个没有私利的英雄，在现实与理想中奋勇冲击。他又是一个善良的战士、一个目光远大的建设者、一个义无反顾的战士。他以共产党人不屈的信念，深深扎根在这片热土，燃烧着责任和忠诚的蓬勃不灭之火！
小岗村人为他按下第四次红手印之“小岗村人对他的疼爱和热爱”
人们这样评价沈浩，他是一位敢想敢干、勇于挑战的好干部，只要是对小岗发展有利的事情，无论多么难，他都要坚持干下去。
刚到小岗村时，有村民反映说，村里的集体资产长期被人占用，很多人有怨气。对此，沈浩不回避矛盾。他找当事人了解情况，苦口婆心做工作，最终收回了20间集体办公房和两台推土机等集体资产。沈浩的敢于碰硬，让村民的心气顺了。
为了投资15亿元的GLG项目及时落成，沈浩带领村“两委”一班人，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20多天就完成了100亩土地丈量、补偿金发放及地面附着物清除任务。村里有204座祖坟要在3天内完成搬迁，他们一家一家做工作，最终按时完成。
由于京沪铁路隔开了小岗村与307国道的联系，长期以来，小岗人出行要绕行20多公里，这一直是制约小岗村发展的瓶颈。小岗村人迫切需要一座跨越铁路的桥。可是，要想在繁忙的京沪铁路线上架桥谈何容易，更何况是为一个村修公路让火车停下来。沈浩知难而上，在别人想都不敢想时，他已经行动了。他一次次去铁路和交通部门协商，半年以后终于把项目跑了下来。在高架桥合龙的时候，京沪铁路专门为此停运了40分钟。2008年6月底，小岗村快速通道正式通车。
这几年，到过小岗的人都在惊叹，小岗的变化太大了。小岗在变，沈浩也在变，他对“三农”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体会，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曾经对小岗村党委书记金乔说，自己想写两本书，一本是自传式的，另一本是关于国家财政资金对“三农”投资问题的思考，包括土地瓶颈问题、失地农民问题等等。他思考更多的是，小岗村怎么领跑新农村建设。他的这种思想深度来自于他与农民的零距离接触，来自于他对农村纷繁复杂局面的真实把握，来自于他在无数漫漫长夜中的苦苦求索。
沈浩 小岗村人为他按下第四次红手印之“小岗村已经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06年秋天，沈浩在小岗3年任职快到期了，村民们怕他走，便让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代表大家去问问。沈浩对他说：“老金子，我真的想回家了，来小岗这3年，我与老母亲没有见过几次面，女儿送到老家读书，见面跟我都不亲了；还有啊，我有些工作没做到家，觉得对不起你们。”严金昌说：“我知道，这3年，你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小岗正在大变样，你要真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都想好了，一定要把你留下来。”
就这样，小岗村人郑重地按下了98个红手印，硬是把沈浩留在了小岗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亲临小岗村视察。当得知沈浩是由村民自发按手印留下来连任已干了5年时，总书记连声说好，并勉励他：“群众的认可，是对你最大的褒奖！”沈浩后来对人说，听了总书记的话，我所有的辛酸都没有了。
转眼又是3年，村民们问他，你还愿意留下来吗？沈浩笑着说，只要你们欢迎我，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2009年9月24日，小岗村人186个红手印，再次留住了这位党的好干部。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11月6日，沈浩猝逝在工作第一线，永远留在了小岗村。
2009年11月8日，小岗村人第四次按下了红手印，在征得沈浩家人同意后，他们用最隆重的方式，把沈浩的骨灰接回了村里。他们知道，沈浩舍不得离开他们，舍不得离开小岗村啊！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说：“沈浩顾了大家舍了小家，他欠母亲、妻子、女儿的太多了，我们小岗人不能自私。三年期满后，我没有按手印留他，是疼爱他！现在，我按下了红手印，想把他永远留在小岗村，那是我们对他的热爱啊！
王三兰 危难面前挺身而出
哗啦啦的雨还在不停地下着，超警戒线的河水仍在不断地上涨，镇巴县盐场镇奎星村村民正面临着洪魔的威胁，大片农作物被冲毁，部分村民房屋受到暴雨洪水吞噬……
镇巴县盐场镇奎星村位于全镇最下游，南沟河、盐场河、柳家河等多条河流汇集后从该村而过，该村的洞口小组地势尤为低洼、河道湍急狭窄，村民居住较为集中。该村党支部书记王三兰在天灾面前，不屈不挠，和全村党员、群众并肩作战，全村无一起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将各项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
王三兰，1956年3月出生，197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至今任奎星村党支部书记。
自2010年7月16日以来，王三兰安顿好公婆和孙子后，就再也没有在家里待过，雨下得越大，她的心也就揪得越紧。7月17日晚至18日凌晨，村民江成立房后遭受泥石流冲击，她第一时间组织30余名村民，转移江成立及其邻居家老人、孩子和部分家庭重要财产。7月17日刘成发、周兆全等6户26人房屋后受到泥石流、滑坡的严重威胁，她及时带领龚成均等村民挨家挨户组织转移群众，76岁的老太婆向以贵死活不愿转移，她和龚成均硬是连拉带背，将向以贵转移到自己家里。7月18日，最大洪峰流经该村时，她一直冒雨在洞口河堤上来回奔跑，洞口小组村民蹇洪军房屋前河堤被洪水撕开了一条口子，10米、5米、3米……眼看着一场房毁人亡的灾难即将发生，她立即组织党员、群众50余人向决口处冲去，对蹇洪军家庭财产进行转移，并用石头、木棍、沙袋等堵住决口，5个多小时的“战斗”取得了胜利，洪水停止了继续袭向蹇洪军房屋的脚步。
7月18日傍晚，雨已基本停止，河水也开始回落，而刘明富的心却非常不安，险情过去了，但妻子王三兰仍未见踪影。此时，全村交通、电力、通讯全部中断，连续问了几个村民都说，“王支书中午还和我们一起在蹇洪军房屋前抢险，现在不见了。”妻子是否被洪水冲走？心急如焚的刘明富和20余名村民沿河堤开始搜寻，最终大家在一片已被洪水冲去一大半的玉米地里找到了正在对哭泣的受灾妇女做心理疏导和安抚工作的王三兰。7月27日，当记者来到王三兰家了解情况时发现，蹇洪军等临时转移的群众至今仍在王三兰家中生活。“外面雨下得那么大，她和富娃子（王三兰丈夫刘明富的乳名）却跑出去管别人家的事，不过谁让她是支书呢。”今年已95岁高龄、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的公婆，对儿媳王三兰的做法虽有埋怨，但仍表示理解和支持。
王三兰，这位外表极为朴实的54岁妇女，几乎不识字、平时少言寡言，却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尊敬和赞誉，连续5届被党员群众推选为当家人、带头人。共产党员先进性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我做的这一点没有什么，这都是职责所在，我们的群众却被这次灾难害苦了。”当记者采访王三兰时，她对自己的事不愿多说，而屡次提及让记者多关心关心受灾的村民。
宋鱼水 国徽在上天平在心
宋鱼水出生在山东蓬莱一个距县城约60多公里的小山村。11岁那年，家中突遭大变。父亲和孩子一向依赖的母亲突然腿动不了卧病在床，做家务和照顾弟弟们的重担完全落在宋鱼水身上，她因此甚至一度辍学。
那种陷于生活困境的难受感觉，一直牢牢抓住她，并在她心里生根。
许多年后，童年经历的影响非但没有被淡忘，反而升华至一种自觉的职业操守和人生动力。
她的外表与人们想象中的法官形象有很大差距。毫不凌厉，温婉和煦，即便是在法袍加身的审判庭上，也从不疾言厉色，咄咄逼人。
她说，我自己曾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希望所有的人能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对那些困境中的人，我总是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激起尽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此情至真至深，几乎成为本能。一天，面对众多年轻记者，宋鱼水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常常不厌其烦、连续数小时倾听当事人的陈述，乃至包容他们的激烈情绪和语无伦次时，突然一反常态武断地摆手说：“其实，你们不会真的明白我的感受。”那一刻，她看起来无奈而惆怅。
宋鱼水并没有一大套道理来说明她保持廉洁的根本原因。她理由非常简单：法官是用老百姓纳税的钱来培养的，是吃“官粮”的；我爱我的职业，所以我维护它。若是想赚钱，我可以不做这个职业。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她说出了一句像是警句一样的话：一个优秀律师后面可以有百万家产，一个合格法官背后，只能有洁白朴素的生活。
宋鱼水曾遇到一个当事人，几次打电话表示自己从未打过官司，要求宋鱼水给他推荐律师。她回答：“法官不能给你推荐律师，理由很简单：我如果给你推荐了律师，你会怀疑我从中获取费用，对方也会怀疑我偏向你。”
挂断电话后，宋鱼水有些遗憾，甚至矛盾。正常情况下，法官根据律师的诉讼水平为当事人推荐合格的甚至优秀的律师对当事人来讲是件好事，会起到最好的帮助作用，但法官介入此事，一定有人认为法官有问题。
清白是法官必须坚守的职业和道德底线。宋鱼水的原则是，一朝湿鞋将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决不给别人怀疑自己清白的机会。
一个当事人给另一个法官送化妆品，刚工作半年的年轻法官不知道如何处理，跑到宋鱼水那里问她该怎么办。年轻法官觉出了宋鱼水的难过，宋鱼水说，不应该让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早就面对社会的阴暗面，这是对你们巨大的挑战。宋鱼水说，这样的事情一旦有了开头就收不住了。同时，她也告诉年轻法官，打电话让当事人把东西拿回去，但态度一定要温和。
法官的收入并不高。偶尔，宋鱼水看到有的律师痛痛快快地花钱飞国外度假，手头拮据的自己也有一点失衡。但她会说服自己，“这只能说明法官在社会上的地位还不够高。”
她也会遇到人情案。宋鱼水不会对说情的人直来直去地说：“你别来，来了我也不理你。”那不是她的处世风格。接到那些邀她“出来坐坐”的电话，她会委婉地说：“哎呀，我很忙啊。”对方连打三四次，都是这样的回话，电话就不会再来了。“人情和利益往往连在一起。只要不贪，就没有什么推不了的人情！”
当事人对法院的裁判满意，也会感谢她，宋鱼水对这种事后的感谢也拒绝：“我有权代表国家审判，但无权代受谢意。裁判一下，案子和关系就应该一块儿了结。”
宋鱼水对为案子说情的人有着她的理解：说情的人绝大多数是为得到公平判决而来，并非为要求法官向着自己。因此，她会很温柔，但很有力量地回绝，但是会给当事人留面子，让人家心里能够接受。同时，宋鱼水会鼓励当事人去收集最为有力的证据，书写最有说服力的代理词。她告诉当事人，在法庭上说服法官我吧，这样才能赢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她曾经多次为说明自己的观点举例：“如果我办了人情案，那么托我办事的当事人肯定感谢不已，可另一方面，他会在心里说，法官真黑。他的心里也会对生活留下灰色的印象。
十几年来，宋鱼水没有收过当事人一件礼品，没有办过一件人情案，也没有利用庭长职务向审判人员施加过任何不公正的影响。她的领导说，对这个人，“我们敢打保票！”她的同事说：“能做到这点，真的很难。”
国徽在上，法袍在身，天平在心。法官的职业，宋鱼水从事了15年。
宋鱼水，现任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至今，她的最佳状态，仍然出现在走上法庭，法槌一敲，说出“现在开庭”的时候。
吴天祥 困难群众的贴心人（一）
1991年初，因个体户私搭乱建，解放路252号宿舍区下水道被堵。漫溢的粪水和蛆虫，让居民苦不堪言。问题反映到信访办，老吴二话没说，随上访者便走。为配合消防队把消防水枪插入坑底的下水道口，老吴毅然跳入齐胸深的粪水中。管道虽疏通了，吴天祥却冻得浑身发抖。
区信访办早先因条件简陋，只有楼上办公室有电话，楼下接待室没电话，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不能当着上访者的面谈公事，怕走漏政府办事“机密”。每次要等来访人走后，工作人员再整理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有关部门。
吴天祥一来就坚决要求接待室装电话，“我们为老百姓办事没什么可保密的”。他还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信访工作中的急事，不能“文来文去”，自己能办就要及时现场办公；自己办不了的，也要尽快把有关部门“请”到现场。
1995年上半年的一天，一个叫黄年妹的中年妇女将吴天祥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执意要送给他3000元钱，被吴天祥坚决拒绝。这已是她第三次给吴天祥送钱了。黄年妹是湖南人，丈夫去世后，又与武汉的一个叫王洪强的临时工结了婚，不料王洪强不幸患上白血病。吴天祥知道情况后，带头捐钱款，黄年妹的丈夫去世后，吴天祥又四处张罗帮助料理后事，又帮黄年妹母子三人解决了户口和两个孩子的转学问题。
吴天祥 困难群众的贴心人（二）
武汉自行车二厂职工栾涛下了岗，一时找不着工作，心灰意冷。他爷爷写信给吴天祥，求老吴好歹拉一把。
吴天祥一次次找单位联系，直到公汽四场同意接收。几天后，他骑车到公汽四场找栾涛，人家说没这个人。当晚，他摸黑来到小栾家。小栾低着头半天才说：单位要他交400元，他没钱……
第二天一早，吴天祥拿了钱，约好小栾在场门口等他。办了手续交了钱，二人对视，他一头汗，小栾泪两行。
昙华林附近有户人家姓王，男人早逝，女的患精神病，与10多岁的儿子住一间私房。
1998年，房子又毁于火灾。有好心人找到吴天祥，说他现在当副区长了，能不能批点钱，给王家盖间新房。吴天祥说：我没有这个权。
他确实没这个权，但第二天他亲自请来区残联、街道和房产部门的同志，动员大家献爱心，帮忙义务建房。开工那天，吴天祥挑沙和灰，干了一天的“泥瓦匠”，罹患精神病的女主人脸上都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熟悉吴天祥的人都知道，他的“穷亲戚”多。8年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省每座监狱，服刑人员中，就有不少吴天祥的“亲戚”。
一年之中，吴天祥大部分节假日与服刑人员一起度过。往返车票、赠送物资都是他自个儿掏腰包。2003年春节，老吴又花3天时间、行程2000公里，跑了襄北、襄南、襄樊、黄州4所监狱，这已是他没在家吃团圆饭的第8个春节了，他总是笑着说要“走亲戚”。但这8年，先后就有200余名刑满释放人员在吴天祥的帮助下走上工作岗位。
2003年，吴天祥的计划是：没去过的监狱都要跑，为刑满释放人员再争取一些工作机会。
吴金印 用“加减乘除法”建设新农村之“减法：村镇改造，减少土地浪费”
俗话说，“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富起来的唐庄人开始争先恐后建新房，但由于缺少规划，一方面形成大量“空心村”，另一方面反复投资建房，建房周期长的10来年，短的甚至三五年，从而造成土地和钱财的双重浪费。在此背景下，唐庄镇开始了村镇改造建设。
如今，一条条宽阔笔直的水泥路纵横交错，甚至连通往田间地头的生产路也都实现了硬化；一排排统一规划的住宅楼不但外观新颖别致，而且内部功能齐全。
“村镇改造后，虽然我们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但是整体占地大为减少，效果非常好。”石屏村村民刘成安开心地说。
数据显示，改造前平原区和丘陵山区户均宅基用地分别为423平方米和397.8平方米，但人均住房面积仅为25平方米；改造后平原区和丘陵山区户均宅基用地分别减少至134平方米和200平方米，但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到了50平方米。
据了解，村镇规划后，唐庄镇共节约土地2000多亩。除建工厂用地外，还可腾出1500多亩土地，并且部分村庄规划改造后，可达到30年内不再新占土地。
吴金印 用“加减乘除法”建设新农村之“加法：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吴金印”这个名字环绕着太多的荣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乡镇党委书记好榜样……但是，人们最喜欢给这个名字冠以的定语是：村官。
村官，这个看似卑微又朴实无华的词语可以概括河南卫辉人吴金印的一生：还是18岁小伙子时就入党当了村长，19岁是村党支部书记，26岁是乡党委书记。
吴在卫辉市唐庄乡当党委书记时，当地的老百姓都叫他吴书记。老吴当村官当“出名”，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回忆起1987年11月初到唐庄乡的景象，吴金印说：“那时候老百姓生活很苦，吃的是野菜，住的是土窑洞。有些群众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不得不外迁。走之前到坟地，给祖先的坟头再烧把纸，走的时候，全村人都出来送，大家一起哭。”第二年，该乡还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5个月没下一滴雨，别说庄稼，连吃水用的井也干了。
“老百姓养一头猪，一年能挣几百元；养一只鸡，一年能攒一罐鸡蛋。咱们当干部的，吃的是人民的粮食，花的是人民的税收，如果不替人民办事，还不如一头猪、一只鸡！”这是老吴的一句名言，被党内和媒体奉为经典。
正是抱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一头猪”的朴素思想，老吴硬是带领全乡人民，把唐庄这个20世纪90年代还过着穴居生活、食不果腹的穷乡僻壤，变成了8年后收入翻了近6倍、人民丰衣足食的远近闻名的“明星乡镇”。
唐庄镇新农村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背后，蕴含着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加减乘除”法则的应用，使他们最终获得了成功。
1987年，吴金印初到唐庄镇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全镇财政收入仅为3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0元。
为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经过实地调查后吴金印发现，唐庄镇西部有山，靠山吃山，因此可以在石头上做文章；东部地处平原，土质好且交通便利，利于发展大棚蔬菜；北部丘陵干旱地薄，适宜种植耐旱的林果树木；南部低洼地带适宜发展粮食和养殖业。
据此，以吴金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乡镇企业挑大梁，沿着国道做文章”的发展思路，由此为全镇每个地方的农民都打开了一条增收致富的门路。
有了正确的发展思路，再加上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唐庄镇很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7年，全镇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3292万元和4140元。
姜瑞峰 黑脸下跳动着一颗红心之“月拿国家俸禄，日食人民小米，就要为老百姓除害”
“刚直不阿、疾恶如仇”，这是许多接触过姜瑞峰的人最深刻的印象。
从1991年到2006年，姜瑞峰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了整整15个年头，从未离开。这15年里，姜瑞峰办了许多大案要案，查处了众多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分子。他办案不讲情面、不讲关系，腐败分子怕他惧他，老百姓却爱他敬他。
1998年，中纪委将清理党政机关公款购置移动电话作为当年的反腐败重点工作之一。那时候，姜瑞峰刚刚就任石家庄市纪委书记不久，立足未稳。有人劝诫他：“一部手机近万元，持有手机的人大都是领导干部，有地位、有影响，这可是个马蜂窝，捅不得。”可姜瑞峰丝毫不在意，甚至还亲自担任了清理移动电话工作的指挥长。
一开始，清理手机工作遇到很大阻力，许多单位瞒报、漏报，电信部门也以为客户保密为由，不愿配合，真实情况难以掌握。
面对困难局面，姜瑞峰拍了桌子：“我们都在基层工作过，一部手机将近一万块钱，农民种一斤粮食才卖6毛钱，一亩地打上400公斤，那就是20亩地才能养一部小小的手机。这个马蜂窝非捅不可！”他亲自带领纪委干部，进驻电信局整整3天3夜，将全市手机号全部调出，对石家庄市总共11.9万余部的手机进行排查，最终清理党政机关移动电话10064部。
在清理工作中，姜瑞峰发现，石家庄某县供电局这个仅有百余名职工的单位，所购买的手机竟达43部。姜瑞峰立即组织调查组，连夜赶往调查。在调查组调查期间，有人找来领导说情，有人故意制造事端，对调查组施加压力。
面对压力和阻力，姜瑞峰没有后退。经过5天5夜突击调查，调查组最终查实该供电局涉嫌严重违纪，制造假账，滥配、乱送、乱用手机达71部之多，其中，仅局长一人就送出20多部。有关责任人最终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并被公开曝光。
姜瑞峰总是说：“我月拿国家俸禄，日食人民小米，就要为老百姓除害。”为了这句话，他将个人安危抛之脑后，将党的使命牢记在心。
从1998年到2006年这9年间，姜瑞峰带领石家庄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1万多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亿多元。
姜瑞峰 黑脸下跳动着一颗红心之“该下跪的是我们的干部，而不是老百姓”
“看到上访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下跪，我就想到我的亲娘。老百姓为什么要给你磕头？他希望你能重视，为他解决久拖不决的问题。我们有些干部没有为老百姓把事办好，该下跪的是我们的干部而不是老百姓！”这是姜瑞峰被许多人铭记和引用的一句名言，这句话出自1998年姜瑞峰深夜召开的一次石家庄市纪委常委会上。
那天，上百名群众听说姜瑞峰“黑脸”之名，赶到石家庄市纪委门口上访，姜瑞峰一如既往地亲自到门口接待。老百姓看到姜书记来了，一下子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其中还有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向刚毅的姜瑞峰眼里闪着泪花，他急忙走上前去，把群众一个一个搀扶起来，说：“你们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把上访群众送走后，姜瑞峰马上通知石家庄市纪委常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的有关措施。
在姜瑞峰的心里，百姓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衣食父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几次接访经历，让姜瑞峰陷入沉思：“老百姓有冤情，在旧社会叫‘上告’，现在叫‘上访’，一个‘上’字，不知使老百姓增加了多少艰辛。为什么我们不能颠倒一下：把‘上’改为‘下’，变群众上访为纪委下访，变群众访‘我’为‘我’访群众，变层层转办为直接查办呢？这样，既能减少中间环节，迅速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又能减少群众的奔波之苦。”
在姜瑞峰的提议下，石家庄市纪委很快建立了一支由17人组成的下访工作队。姜瑞峰亲自起草下访工作队的工作职责，要求他们工作地点是农村，工作对象是农民，“要是让我看见你们在机关，那就说明你们擅自离岗了。”姜瑞峰甚至还给下访工作队员们准备了“三件宝”：水壶、草帽、马扎，为的就是让队员更容易接近百姓。
下访工作队成立后，坚持每天行动，不断深入到县乡村，寻访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和冤情，调查了解财务不清、办事不公、欺压群众等各种违法违纪的问题和案件。几年下来，下访工作队共走访群众130多万人次，查处各类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3800多起，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1万多件。群众自发向石家庄市纪委机关送来的200多面锦旗，挂满了纪委会议室的一整面墙。
姜瑞峰 黑脸下跳动着一颗红心之“光荣工作，光荣退休，这就是幸福”
“父亲常说，光荣地工作，光荣地退休，回到家不失天伦之乐，上了班见谁都是理直气壮，在谁面前都是不亏不欠，心地坦荡，这就是幸福。可他自己却只做到了“光荣的工作’，却没等来‘光荣的退休’。”在女儿姜玉霞的眼里，父亲不是令人生畏的“黑脸书记”，而是对妻子柔情、对孩子和蔼的慈祥的长者。实际上，老百姓都知道，姜瑞峰的“黑脸”从来只对腐败分子，对百姓，他的心“比豆腐还要软”
2001年春节前，姜瑞峰在听取下访汇报，了解到山区一些孤儿，因生活贫困上不起学，甚至流浪街头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姜瑞峰两次写公开信，倡导大家资助贫困孤儿，开展“与民结亲”活动。姜瑞峰自己更是率先行动，认养了平山、行唐等地的9名孤儿。
为了让孤儿们得到最好的生活条件，姜瑞峰还对全家进行了分工：儿子负责孤儿的粮食，女儿一家负责孤儿的衣服，自己则负责孩子们的学习费用。每当节假日，姜瑞峰都要带领全家，带上生活用品和现金，去看望孤儿们。
行唐县上碑镇太子庄村的高金菊、高金花姐妹俩是姜瑞峰资助的孤儿。由于父母早逝，姐妹俩跟随贫困的大伯一起生活，生活十分窘迫。2001年，姜瑞峰听说姐妹俩的事情后，立即决定开始资助她们。高家的第一盏电灯就是姜瑞峰自带电线、灯座给安装上的。直到现在，姐姐高金菊看到电灯，还会想起“姜爷爷”。
在这几年间，姜瑞峰先后拿出近6万元，帮助9名孤儿顺利完成了学业。
在他的带动下，石家庄市纪检监察干部认养孤儿1100多名，捐款捐物超过160万元。
2009年5月19日，时任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的姜瑞峰在沙河市巡视期间，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
5月21日，姜瑞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石家庄殡仪馆举行。那天前往殡仪馆的道路几乎堵塞，离追悼会召开还有半个小时，万芳厅前已经等待了200多人。最后，在4000多名群众的泪眼中，姜瑞峰走完了最后一程。
“黑脸书记”姜瑞峰，用他全部生命诠释了那句最普通的话：“为人民服务”！
沈亚平 一朵静静绽放的锉锵玫瑰之“正义给我力量”
沈亚平，曾先后获得了浙江省辩控对抗赛“十佳辩手”、全国优秀公诉人、首届“浙江省十佳检察官”、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2009年，担任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不久的她，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巾帼奖，是全国检察机关唯一的获奖者。
“做公诉工作，首要的就是有正义感。正义给我力量。”从事检察工作18年来，一直在公诉部门的沈亚平坚信这一点。
2001年，余杭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区内发生村民盗掘文物案件，18名当地村民因涉嫌盗掘古墓文化遗址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时隔多年，沈亚平依然对此案印象深刻：18名被告人的队伍已排到了法庭门口，背后还有32人组成的辩护律师团，每人手上拿了厚厚一叠材料，其中不乏省内知名律师、法律专家。
沈亚平说：“这样的阵势，我办案以来还是头一回碰见。”但她并没有惊慌。早在开庭前，她把18个被告人从公安侦查阶段到检察院问讯期间的每次口供，装了足足几个大纸箱子放在办公室。“反复比对18个人每人每次的口供，扣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做比对，寻找其中的突破点。办理这个案子的那段时间，沈亚平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我知道准备得越充分，心里就越有底。”
庭审紧张地从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晚上6时。沈亚平在庭审现场有理有据、条理清晰的阐述，一一攻破了“对手”的防线。最终，18名被告人均认罪，法庭当庭宣判。从事检察工作18年来，沈亚平前后共承办各类刑事案件900余件，涉及1300多人，有罪判决率达到100%。“别看她平时说话细声细语，到法庭上就像变了个人，说话声音分贝上扬好几倍。”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程曙明这样评价。
沈亚平 一朵静静绽放的铿锵玫瑰之“热心人‘沈姐’”
“沈姐可是个热心人！”提起沈亚平，余杭区检察院的同事们尤其是年轻的检察官们，总是一口一个“沈姐”，叫得非常亲热。1990年，沈亚平从杭州法律学校专科毕业，初始学历并不高，其他方面也不占明显优势。但18年来，沈亚平凭着勤奋好学，先后自学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通过多年理论、实践积累，她还先后荣获了杭州市、浙江省乃至全国优秀公诉人的奖项。
“面带微笑，沉着自信。”这是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春莲对赛场上的沈亚平的第一印象。2006年通过层层选拔，沈亚平与其他两名浙江选手“杀”入全国优秀公诉人比赛。比赛分7天进行，设置的理论文章、业务答辩、案件办理等环节均为现场出题现场答题，赛程安排紧张，来自全国各地高手云集。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的沈亚平，每天除了自己做赛前准备，还给自己额外增加了一个任务，就是帮助另外两名年轻选手收集资料。
沈亚平所在余杭区检察院公诉科共17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29岁，不乏刚从学校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作为科里的“前辈”，时任公诉科科长的沈亚平每周都会腾出半天时间，帮助年轻检察官们“实战演练”：每周确定一个主题展开正反方辩论，或者拿出最近法院的典型案例，将公诉的案卷与法院最终判决做比对。每次只要有年轻检察官上庭，沈亚平除了庭前指导，在上庭前总不忘叮嘱一句：“没事，你们可比当年的我优秀多了。”
沈亚平一贯为人低调、谦虚谨慎，被领导和同事们称赞为“一朵静静绽放的铿锵玫瑰”。面对一个个接踵而至的荣誉，沈亚平总是报以羞涩的笑容：“荣誉属于大家，我只是一名幸运的普通女检察官。
沈亚平 一朵静静绽放的铿锵玫瑰之“热心人‘沈姐’”
“沈姐可是个热心人！”提起沈亚平，余杭区检察院的同事们尤其是年轻的检察官们，总是一口一个“沈姐”，叫得非常亲热。1990年，沈亚平从杭州法律学校专科毕业，初始学历并不高，其他方面也不占明显优势。但18年来，沈亚平凭着勤奋好学，先后自学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通过多年理论、实践积累，她还先后荣获了杭州市、浙江省乃至全国优秀公诉人的奖项。
“面带微笑，沉着自信。”这是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春莲对赛场上的沈亚平的第一印象。2006年通过层层选拔，沈亚平与其他两名浙江选手“杀”入全国优秀公诉人比赛。比赛分7天进行，设置的理论文章、业务答辩、案件办理等环节均为现场出题现场答题，赛程安排紧张，来自全国各地高手云集。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的沈亚平，每天除了自己做赛前准备，还给自己额外增加了一个任务，就是帮助另外两名年轻选手收集资料。
沈亚平所在余杭区检察院公诉科共17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29岁，不乏刚从学校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作为科里的“前辈”，时任公诉科科长的沈亚平每周都会腾出半天时间，帮助年轻检察官们“实战演练”：每周确定一个主题展开正反方辩论，或者拿出最近法院的典型案例，将公诉的案卷与法院最终判决做比对。每次只要有年轻检察官上庭，沈亚平除了庭前指导，在上庭前总不忘叮嘱一句：“没事，你们可比当年的我优秀多了。”
沈亚平一贯为人低调、谦虚谨慎，被领导和同事们称赞为“一朵静静绽放的铿锵玫瑰”。面对一个个接踵而至的荣誉，沈亚平总是报以羞涩的笑容：“荣誉属于大家，我只是一名幸运的普通女检察官。
张云泉 不能让群众失望之“群众把我们看做希望，我们不能让群众失望”
他工作在“清水衙门”，处理着“机关第一难”，每天听的是骂声、哭声和埋怨声，做的是烦事、难事和窝囊事。然而，为了信仰和理想，他用一身正气、骨气和血气实践着共产党人的宗旨。他，就是江苏省泰州市“1号接待员”，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
张云泉的“女儿”方小娟要结婚了！这个消息一时在泰州传为佳话。
一场婚礼如何这般为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爱情的轰轰烈烈，还是因为新娘的倾国倾城？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方小娟4岁时，父亲突发脑溢血身亡，母亲不堪如此重击，得了偏执性精神病，一口咬定丈夫是被人谋害而死。从1986年开始，母亲带着她辗转上访，要求“申冤”，让年幼的方小娟落下一身病，性格也变得冷漠了。
1996年10月，得知方小娟母女回乡，张云泉赶到她家。方小娟听人说抓她来了，就把住大门，一双大眼睛充满敌意。张云泉刚喊了她一声，她就唤出一条黑狗扑上来。胆大心细的张云泉喝住黑狗，走进屋里，默默地收拾如一盘散沙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个随母亲上访多年、被多次收容遣送的“野丫头”被深深地触动了，她慢慢地走近张云泉，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从此，张云泉带她和母亲去看病，并认她做了干女儿，安排她上学，送她进电脑班，让她学插花，现在她已成为泰州市区一个花店的插花师。在2004年农历腊月二十举行的婚礼上，不善言辞的方小娟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含着眼泪说：“没有我干爸、干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站起来是把伞，为百姓遮风挡雨；俯下身是头牛，为人民鞠躬尽瘁。
张云泉说：“群众把我们看做希望，我们不能让群众失望。信访工作说到底是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设‘连心桥’，信访工作者就要当好‘连心桥’上的一块砖。”
2004年9月14日，天上飘起了绵绵细雨。某食品厂多名职工来到信访局，反映改制期间的暗箱操作问题。“我们就找张云泉！”不少职工这样高喊。张云泉立即赶到现场，刚想说话，情急的职工一拥而上，把他推倒在水汪汪的地上。一名认识他的上访者连忙把他抱起来：“张局长，我们不该推倒你，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雨逐渐大了起来。一身雨水的张云泉提议到信访大厅去谈，可情绪激愤的职工根本听不进去。同事替他撑起了雨伞，他拒绝了：“这么多群众都能挨淋，我为什么不能？
他穿着短袖衫苦口婆心地劝说，在雨里站了40多分钟。人心都是肉长的，群众被他的真诚感化了，和他一起走进了信访大厅。
当天，张云泉找来该厂的负责人，后来与有关部门协调，成立工作组进驻食品厂，查清了事情真相。春节前，把扣发的工资福利发到工人手上，改制中收取贿赂的负责人也锒铛入狱。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说起张云泉，也是感慨万千：“他真心诚意地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把青春年华和全部精力默默地奉献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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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泉 不能让群众失望之“做人必须像人，当官不可像官”
张云泉是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然而，徐某见张云泉的第一面，就觉得他没有一点架子，不像个“官”。
徐某19岁那年，在建筑队工作的父亲患肝癌去世。祸不单行的是，2001年，当地一家私营企业主擅自将路挖断，母亲骑自行车经过时，连人带车翻下，摔成高位截瘫。
徐某强忍接踵而至的悲痛，放弃快要结束的学业，回家照顾母亲。法院判定徐宇的母亲应获9万多元赔偿，可是肇事者恶意拖欠，硬是不给。徐某到很多部门请求帮忙要回赔款，依然杳无音信，此时家中已是债台高筑。焦急中，年轻的徐某踏上了上访之路。
碰巧的是，第一次上访，徐某就遇见了张云泉。当时非常冷，张云泉见徐某穿得很单薄，冻得发抖，就掏出200元钱给他：“母亲还需要你照顾，你穿得太少，先拿去买件棉袄。
张云泉给有关部门写了3张条子，对徐某说：“你不要着急，我和同事一定帮你要回钱。
徐某想给眼前的这位恩人跪下，却被张云泉一把抱住。临走的时候，徐某拿着张云泉买的饼干和橘子，对着信访局的办公楼深深地鞠了一躬，才满面泪水地走开。
在张云泉的帮助下，徐某讨回了赔偿款，还清了欠债。怎么表达对张局长的感激之情呢？家徒四壁，真没啥送的了，他就用剩下的米做了两斤炒米糖，送到信访局。
“做人必须像人，当官不可像官。人民的希望，鞭策我要一生兢兢业业；群众的疾苦，教育我要永远甘守清贫。”张云泉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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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春 心里装着老百姓之“集体的便宜不占”
“当干部就得行得端、做得正，心里装着老百姓，这样大伙才能拥护你、捧你干”。这是路城镇七级村党支部书记王士春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20多年来从事党支部书记工作的经验之谈。在发展经济的大潮中，在集体和个人利益面前，王士春一直保持行得端、做得正，不占、不贪、不沾、不懒，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才谱写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辉诗篇。
七级村有176户人家、480口人，集体耕地830亩，大小企业40余家。随着日新月异的新农村发展建设，一些农机、厂房等旧的设施设备也要更新换代。王士春经历了无数次土地调整、企业重组转制，等等，但他恪尽职守，为政清廉，从未占过集体的便宜。用他的话说：“我不能这样做，否则，无私也有弊”。
王士春对自己、家人和亲属都非常地严格。村里的电表都是集体统一安装的。可亲属王文玲却总怀疑电表不准，要根据自己装的表交费，王士春先让电工检查电表，没有问题后，坚决让她按数付费，“我当书记，你甭想占便宜”。
外村一个亲戚下岗在家，想让王士春在七级村企业中找工作。应该说这不是个难事。可王士春说：“现在我们村里等待就业的人很多，给你安排个工作，其他干部也给亲属安排个工作，这样支部还有号召力吗？百姓还能信任我们吗？我又怎么能挺直腰杆说话呀？”......
对亲属严格，对老百姓的事王士春却非常热心。当他得知村民高立全儿媳妇下岗后，全家5口没有生活来源，立即在村内企业安排了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为高立全一家人解决了实际困难。
近几年，镇里对村级支部书记进行全年工作考评，按得分多少给予奖励。此奖励面向支部书记个人，王士春每年都能拿上一两万元，但他领回奖金都是与其他干部平分，“事是大家干的，应当有福同享。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也将一事无成。”
王士春 心里装着老百姓之“公家的钱财不贪”
王士春全家四口人，几年来，只靠他一人挣钱养家，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从不利用职权谋私利。
王士春主管村里经济，他管钱，但从不沾钱。为严格村级财务管理，他与支部一班人共同研究制定了《村级财物管理制度》、《村级财务公开制度》等。村里一应大小开支，他都安排两个以上人员负责，所有票据都要有经手人、主管领导、理财小组人员审查并一一签字后才能下账。王士春说：“权是百姓给的，咱不能利用职权乱花钱，制度是我让定的，所以我必须带头遵守。”
正在建设中的金属结构厂想把临街的6间门脸房给王士春，希望以后能对厂子多关照。王士春绷起了脸：“中饱私囊的事我坚决不干。支持企业发展是我的分内事，但必须按合同及规定上缴租金，我是不会拿集体的利益做交易的”。
2001年春天，北京人卫中药饮片厂迁至七级村，在该厂建设期间，王士春帮助跑手续、进材料，付出很多。厂子建成投产后，厂长把王士春夫人的名字列入职工工资表，每月只需签个字就可领取工资600元。王士春立刻找到厂长：“你这样做是害我吗？我不能让干部、百姓指我的脊梁骨”。在王士春的坚持下，厂长不得不把王士春夫人的名字删掉。
在王士春的影响带动下，七级村两委班子人员没吃过请、受过礼，拿过红包，要过一分钱的好处费。为此，村民都说：“我们村的干部个个都是好样的。
王士春 心里装着老百姓之“百姓的好处不沾”
“当干部就是为百姓办事的，决不能借机吃村嚼户、吃拿卡要”。
村民崔继荣家境贫寒，想要翻建旧房，可资金不足。王士春得知情况，立即召开干部会，决定由村集体帮助解决部分原辅材料。事后，崔继荣带礼品到王士春家答谢，王士春和颜悦色地说：“帮助你是应该的，你要感谢就感谢村集体。礼品你必须拿回去，以后多为村里干点事就行了。”从那以后，村里不论有什么公益活动，崔进荣都积极参加。
村民王玉成的父亲得了急性心脏病，王士春亲自驾车把老人送到医院，帮助办好了一切住院手续……像这样的事情还很多，王士春都是解决完问题就走：“咱就是为百姓办事的，吃了百姓的饭，会让百姓失望的。可是，村里谁家红白大事他也没有不到场的，去的目的一是祝贺或者问候，二是了解有无困难，三是交上一份礼金，与村民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干群关系。”
但有不少企业老板想登门拜访或宴请王士春，却每次都被婉言谢绝了。百姓们不无自豪地说：“俺村书记，谁也请不动。”
王士春 心里装着老百姓之“为官干事不懒”
王士春上任的那一年，七级村家底不足22万元，村民只靠种粮维生，住房破旧，道路坑洼。王士春无数次地走亲访友、投石问路，找党员、干部促膝交谈，与支部一班人反复研究，确定了七级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唱响了经济发展的工业强村工程、种植养殖富民工程和办实事安民工程三部曲。
三部曲唱响，七级村富了，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村民生活好了。每当提起这些，七级村的百姓都会想起王士春那每天起早贪黑忙碌的身影；想起他引导农民致富、身先士卒的执著追求；想起他为发展工业，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瘦了病倒了的情景。村民都竖起大拇指说：“咱村书记真没挑儿”。
王士春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20年来，他带领支部一班人，抢抓机遇，奋力拼搏，使七级村迎来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春天。
曹文华 冰雪映丹心之“严格执法 不畏艰难”
5月飘雪，6月结冰，8月大霜，最低气温摄氏零下53度。在祖国最北端黑龙江省漠河县，曹文华就是在这样的高寒地区辛勤工作，塑造了她雪的柔情、冰的坚毅，也映着她赤诚丹心，在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这一岗位上，她饱含着血水、汗水和泪水，默默地奉献着。
在漠河县这个只有2000多名党员干部的小地方，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反腐败要查处的往往都是熟人、朋友，甚至是亲人，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刚上任时，一封举报县公路管理部门领导王某的信件，就摆到了曹文华面前。看着这封信，曹文华犯了难。当时，漠河县人口仅有2万余人，科级干部总数也不过300人，而王某仅担任副科级以上的亲属就达18人之多。查还是不查？她知道，这封举报信是干部群众对自己这位新任纪委书记的考验。
“立即立案，直至水落石出！”调查组刚一成立，找曹文华说情的人就接踵而至。老朋友来了，能不能高抬贵手；老同事来了，王某是你过去在县团委时期的老部下，能不能放他一马；老领导来了，王某是漠河开发建设的有功之臣，能不能将功抵过；王某的妻子苦苦求情甚至登门送钱，要和曹文华“沟通”一下。但是曹文华却不为所动。
软的不行来硬的！气急败坏的王某终于耐不住了。一天，王某将曹文华堵在下班的路上，指着她的鼻子叫骂：“姓曹的，你整我，你也别想活舒坦！”曹文华面无惧色，针锋相对：“不是我曹文华跟你过不去，而是你们跟党纪国法过不去！”曹文华和办案人员力排干扰，终于查清了王某的违纪事实，查出涉案金额76万元，王某最终被移送司法机关。
在曹文华担任漠河县纪委书记期间，仅处分违法乱纪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就有97人。这个数字看似平常，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再联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关系时，这个队伍就庞大了。曹文华和她的家人要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冷嘲热讽、人格侮辱、选举丢票，等等。但这一切，都没有把曹文华打倒。几年来，漠河县纪委先后查处各类违纪案件181起，收缴违纪资金152.4万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368万余元。曹文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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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华 冰雪映丹心之“严格制度 法不容情”
大兴安岭的木材非常紧俏，一些木材商千方百计拉拢腐蚀贮木场的工作人员，以牟取不法利益。木材经营领域的违法违纪问题，成为县纪委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次，木材检验大队检验员为了个人私利，集体参与了多装少算的营私舞弊行为。案件查清后，4名检验员被开除出干部队伍。宣布处理结果的当天，一名妇女领着被开除了公职的孩子走进曹文华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跪下了。这个可怜的妇女，好不容易把孩子供养出来，念了大专，当了干部。可儿子仅仅为了区区500元的好处费，就犯了“浑”，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这个母亲哭得很伤心，她求曹书记给孩子一条生路，她太苦了，太不容易了，这个孩子是她一生的希望啊。
曹文华也陪着落泪了，她为这位母亲伤心，为这位母亲悲哀，更为这个孩子痛心！她也是母亲，她太了解这位母亲的心情了。但是，法不容情呀！
痛定思痛，曹文华深感反腐败必须在抓防范上下工夫。县纪委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制度，用制度堵塞了木材经营领域存在的漏洞，也避免了一些人为此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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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华 冰雪映丹心之“严于律己 不论亲疏”
曹文华兄弟姐妹8个，哥哥和姐夫如今都已经60多岁了，还靠冬天在街上承包扫雪、夏天给人打短工过日子；外甥和侄女多次恳求她给安排个工作，她都没答应，而是鼓励他们自强自立去创业。最终，两个孩子怀着委屈和对她的不解，步入了外出打工的队伍；二哥和四姐同她一起在漠河生活了30多年。这期间，她有很多机会给家人安排工作，但她始终没有这样做。那年，她二哥的孩子要修房子，二哥想找她给买点便宜的木料。还没等二哥说完，曹文华就截断了话头：“你这不是让我去向人家伸手要吗？这样的事我不能干，钱不够，我们大家凑点，咱自己买。”在亲朋好友眼里，曹文华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但在同事们的心目中，曹文华却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最看不得群众受苦。
贫困户李某，丈夫病逝后欠下了一大笔外债。她在一个商场门前开了个电话亭。2004年春节前夕，李某所经营的电话亭忽然失火，商场负责人出于安全考虑要将电话亭拆除。身陷窘境的李秀兰找到了曹文华。得知她的境况后，曹文华当即出面协调，使此事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解决。当李某的大女儿考上大学后，她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曹文华。李某逢人便说：“如果没有曹书记的帮助，我的孩子哪能有今天啊！”
李学花 铁面女包公之“铁面无私的‘女包公’征服了许多商贩的心”
“开车的怕警察，杀猪卖猪的怕李学花”。作为一名50岁的女动物检疫工作者，太原动物检疫站站长李学花上任以来，严格执法，规范市场秩序，为净化太原肉食市场、保证人民群众食肉安全作出了贡献。
“走正规渠道也能挣钱，而且年年能干，挣得多，收入也稳定。违法的事是今天能干，明天干不了的，还要整天担惊受怕。”曾经的不法商贩、外号“阎老二”的阎某说，以前经常被处罚，不服气，总是和李学花“老鼠捉迷藏”，换了三四个地方。通过四五年的较量，“阎老二”认识了李学花这个人，“这个人公平，不讲关系，对违法的一视同仁，这一点我服。”
37岁的“阎老二”已经在太原干了20多年的卖肉生意，“她不帮我，我还走不上正规路，至今还是散兵游勇”，在李学花的引导下，他认识到，走正规的路，虽然利小，但销量大。“阎老二”现在手下有10几个人，一天能批发200头猪。“市场现在越来越正规了，做正规买卖才是长远打算。”
“阎老二”是在与李学花的多次较量后被征服的。“今年狠狠查一年可以，难的是常年都如此。有时凌晨三四点，李站长还要亲自出动查肉。这就是敬业，别说是女的，一般男的也不行。”曾经在隆冬季节，李学花和同事们为查问题肉，在房顶上一蹲就是6个小时。李学花的敬业精神被许多和她打过交道的人看在眼里。
李学花说，她和个人没有恩怨，但工作时就是六亲不认。谁有困难她帮忙，谁有问题她就查。李学花说，“群众需要我，我不能让群众失望，我不能拿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去通融，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不怕牺牲一切。”李学花说，近几年跟她说情的人少了，这与十几年树立的形象分不开，偶尔遇到个别的，她也总是耐心解释，之后别人也能理解了。
“李学花非常敬业、不询私情，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正是她这种强烈而有正义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征服了许多人的心。”太原市农业局副局长王青书说。
李学花 铁面女包公之“不怕产生矛盾，知道真正的意图，矛盾就能化解”
李学花查问题肉，并不是简单地不让卖肉，更大程度上是想让商贩们规范行为，卖好肉，卖“放心肉”。
“我给国家纳税，为什么李学花总是与我过不去？是我没送礼，你关我的门？”李某过去总认为李学花是有意为难他。李学花打击李某的问题肉，李全社的投入全亏了，还被曝光，抵触情绪很大。有一段时间，双方发展到了“有你没我”的地步。
“她给我找麻烦，我也给她找麻烦”，李某白天去坐李学花的办公室，晚上打电话让李学花来查肉，“我的摊子被砸了，凌晨三四点我都睡不着，你也别想睡好觉。”李学花的手机号码在2002年时就向社会公布，24小时待机，有案情就出动。本来是要群众举报问题肉的，没想到被李某利用来打骚扰电话了。李某总是在估计李学花快睡着了的时候把电话打过去。
“矛盾不怕产生，你能跟我们谈心交流，知道你真正的意图，矛盾就能化解。”李某说。
“后来认识到我是工作太认真，商贩们的看法慢慢地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李学花说，“我们没仇没恨，只要守法经营，我就支持你。”李学花工作有方法，说得也是实话，她经常和她的“对头们”说，“你们总当反面教材，这回当个正面教材吧。”
在多个回合过后，李某看出，李学花对“问题肉”并不是一查了之，规范市场才是她的真正目的。在李学花的引导和建议下，李某开始经营免检的品牌肉，并逐渐认识到合法经营的好处。
李学花 铁面女包公之“有组织支持，我什么也不怕！”
在工作中，李学花时常遇到危险，她说，“有组织支持，我什么也不怕！”一次为获取证据，李学花等人凌晨3点多蹲点查不法屠户的注水肉，凶狠的屠户放出3条狼狗，屠工们则一个个手持屠刀怒目以视。
“反了天了！”李学花紧急关头一声怒喝，她随手操起一根木棒，朝着一只狗的头劈了下去。结果，狼狗被她吓跑了，那些手持屠刀的屠工也被惊呆了，竟然乖乖地给她们让开了一条路。李学花说当时她们不能退。退了，这些注水肉就会流入市场。
同事们说：“别看她是个女的，可是干起工作来真像个‘拼命三郎’。她总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冲在最前面。”有一次，李学花等人在某肉联厂检查冷库时，发现未经检疫的带皮羊，凶狠的“对手”趁李学花在冷库检查的时候，竟把她反锁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冷库里冻了20多分钟，幸亏同事们发现得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对手”跪在地上赔情，李学花虽然非常生气，但宽厚的她最终也没有以权报私。
多少次，一些不法商贩、“赖小子”围攻李学花，有时竟然长达六七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李学花毫不退缩，她总是正义凛然地讲道理，实在不行了，她才说，“你再动我，我就打‘110’报警”。李学花说，有组织的支持，她才有勇气工作，有人为她撑腰，她才不怕面对各种危险和困难。李学花说，“做人民健康的卫士，就必须付出超常的辛苦，敢说敢干，不怕围攻、不怕恐吓、不怕屠刀威胁、不怕关在冷库里、不怕告黑状。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就是我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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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星 党员本色之“怕死就不当纪委书记”
他19岁就入党，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一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1999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2000年被省纪委、省人事厅、省检察厅荣获三等功；2002年被评为全国百名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他就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友星。
1997年秋，李友星就任三门县纪委书记不久，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案件。三门县某局局长任某伙同建行原行长陈某贪污受贿，群众反映强烈。但有关执法机关多次查过，均因关系复杂无法突破。“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万一失败，责任由我来负。”在获取任某、陈某的大量证据后，李友星多次分别找两人谈话，终于攻破了顽固的堡垒。这两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任某被判刑10年。消息一出，群众拍手叫好。
1999年2月，三门县组织销售赈灾福利彩票。不几天，居然有人打着爱心的幌子，在奖品上以次充好：四等奖名为上海凤凰自行车，实是杂牌拼装车；六等奖名为100多元的“精美真皮皮带”，却与地摊上十几元的仿皮皮带并无两样。仅皮带一项，当事人金某就可净赚60多万元。李友星在县委的支持下，决定对此事开展调查。
焦点很快就集中到县民政局局长王某，副局长何某、谢某身上。查还是不查？李友星拍案而起：“查，不管他有多大背景。在赈灾福利彩票上下手，天理不容！”不久，县纪委对王某、何某、谢某分别“双规”。李友星指挥办案人员各个击破。这3个人在证据面前不得不交代了事实。
1993年到2003年间，李友星参与查办的案件达940起，涉及副科级以上干部129人，直接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在查办这些大要案中，李友星经常接到恐吓电话或威胁：还有的公开叫嚣要把他“放倒”；有人开摩托车撞他；还有人甚至跑到他老家去威胁他身患绝症的80岁的老母亲……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李友星：“怕死就不当这个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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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星 党员本色之“要干好就要拼命干”
1996年一天下午，天气异常闷热。李友星坐在宿舍的床边打电话给临海市委领导汇报案情进展情况。说着说着，他突然脸色铁青，双唇发紫，手哆嗦不停，话筒掉落在地，身体重重地仰倒在床上，不省人事。同志们连忙把李友星送到台州医院抢救。医生诊断是感冒加上过度劳累引发病毒性心肌炎。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
在昏迷后的第6天凌晨，李友星终于醒来了。一听说过了5天5夜，李友星挣扎着要起床，连声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案情有进展了吗？”等不到身体完全康复，他坚持提前出院了。
2002年3月，在查处黄岩区上详乡原乡长郑某经济案时，郑某很顽固，连续3天不吭一声。调查工作进入僵持阶段。得知这个情况后，李友星不顾近阶段血压偏高、身体虚弱，决定当面与郑某谈话。
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感到一阵目眩。在两位同志的掺扶下，李友星走进了谈话室。谈完话后，李友星已是极度疲劳，靠在椅子上再也站不起来。护士长出身的办案人员朱艳茹给他量了一下血压，竟然高到108/160。考虑到他的心脏问题，几位同志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与李友星谈话后，郑某有所触动，终于交代了问题。
有人称李友星是“玩命书记”，但他说：“组织上给我这个职位，要干好就要拼命干，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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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冬林 用清贫坚守忠诚之“‘蒋博士’计审渎职案”
一年四季穿制服、着胶鞋、骑破车从检21年，不接受相关吃请、不拿当事人一钱一物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检察官蒋冬林，以他公平和正义的廉洁形象，向世人诠释着一名检察官对法律的忠诚和文明道德的职业操守。
蒋冬林虽只年过半百，但头发斑白，背部微驼，看着竟是一个没有“官相”的人。他的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没有经过粉饰的房间，用床单遮挡的窗户，结婚时自制的沙发，还有花50块钱买的二手电视……“他的宝贝就是这一千多本法律书。”妻子衣莉指了指床头和那根用绳吊着的3W节能灯告诉记者，老蒋嗜书如命，省吃俭用买来的书，每晚都倚在床头看到凌晨。
“不学习，就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搞错一个案件，就会影响法律的尊严。只有加倍勤奋学习，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蒋冬林这本“活字典”，因对法律法规运用的精准，干警们亲切地称他“蒋博士”。2008年6月，零陵区检察院查办法官系列渎职案。考虑到此案属智能型犯罪，涉及的领域又是检察院较少接触的民法和民事诉讼法部分，该院领导特派当时还在民行科的“蒋博士”出马。
在正式立案侦查抓获犯罪嫌疑人唐某后，蒋冬林了解到唐某是系列案中的关键人物，也是精通审判业务及审讯技巧的老资格的审判员，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果然在审讯中，唐某巧妙回避关键问题，还不时反问或抵赖或沉默。
几番较量，蒋冬林决定改变策略。他用“请教”的语气问话，一般民事案怎么办？这起涉案的民事案件又该怎么办？唐某终于在反复的回答中快要崩溃，蒋冬林及时亮出证据，穷追猛打，唐某终难招架，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从检20余年，蒋冬林的岗位一调再调。控告申诉科、驻所检察室、反贪局、民事行政检察科等，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其办理的控告、申诉案达50余件，民事抗诉案30余件，贪污贿赂案10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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